渔村旧影（资料照片）

    陈剑飞            

    2020年春节期间，看着铺天盖地的抗疫报道，谁的心能平静下来？1月28日的一则宁波电视新闻宽慰了我的心：“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了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已于一周内向湖北、北京等地免费发送了一万多个试剂盒。”新冠肺炎暴发，临床确诊最紧缺的就是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海尔施公司为抗疫前线及时补充了“弹药”。这条新闻短视频马上在“309班同学聊天角”里热传开来，同学们纷纷赞贺。

    海尔施公司总裁余剑伟和我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幸运儿，我们在宁波卫校医士班同窗三年，毕业后都分配到了卫生防疫系统。记得我是1980年8月到宁海卫生防疫站报到的，被安排到防疫科，分管肝炎和肺结核这两种传染病。由于卫校里读的教材以临床医学为重，流行病学不得不“补课”了。好在当时防疫科主任曹品元是学者型领导，他为科室同事们争取到了多套《流行病学》，精装本厚厚三册，耿贯一主编，1981年4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成为我近10年卫生防疫行动的“指南”。时隔近40年，其他书不知被我处理掉多少了，唯有这套《流行病学》还在书橱里好好摆放着，它是我一段难忘岁月的见证。

    这次新冠肺炎暴发，国务院把它定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说明了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与危害性。甲类传染病有三种：天花、鼠疫和霍乱。依靠牛痘苗的接种普及，天花在全球已经灭绝。鼠疫也叫“黑死病”，在历史上有过三次全球大流行，发生在中世纪的那次，削减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我曾看过欧洲的一些城市雕塑是以“黑死病”为主题的，他们至今仍铭记着那场可怕的瘟疫。甲类传染病的最后一种是霍乱，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就遇上了。

    1981年8月8日，防疫站化验室在送检的样本里，检测到稻叶型副霍乱弧菌，这一下子让全站职工的心都拎了起来。甲类传染病必须马上报告县政府和上级卫生防疫机构，直至国家卫生防疫部门。我们一边上报疫情，一边追溯样本。了解到病人是一位船老大，8月7日在出海渔船上发的病，反复上吐下泻，严重脱水，临床症状符合霍乱的诊断。我身处防疫科，当然冲在一线。在科长的带领下，我们当天迅速赶到病人所在的渔村。经流行病学和接触史调查，这个病人是直接从船上回家，中途没有停留，也没有和其他村民有过接触，于是划定整个院子为疫点。先把病人迅速隔离，搬移到村口外的海堤边，在一间独立的闸门管理房里施行输液救治。抢救病人的活，由科室里既有临床经验又有防疫实践的老医师们干了。我是新手，分配到的任务是到病人住家和疫点进行消杀作业。

    盛夏时节，天气闷热，整个小渔村的空气里弥漫着海腥的味道。我穿着简单的防护服，戴上口罩，套上橡胶手套，先用来苏尔消毒液把病人家里的家具，全部抹了个遍，再和同事们一起对疫点的地面喷洒漂白粉液。那时还没有背包式喷雾器，用的是单管节筒式喷雾机。两人扛一木桶，喷雾机插到木桶消毒液里。我在后面叽叽咕咕地不断抽动喷雾泵，同事在前头喷洒，对整个院子角角落落彻底地进行消杀。又沿着村庄道路对外环境进行了喷洒杀菌，所有水井里投放了漂白粉。地面处理好后，接着对付天上飞的，在全村开展了灭蚊灭蝇活动。隔离点里的住户被暂时限制了自由，但他们非常配合，自觉服用抗菌素，在粪桶里投放杀菌剂。隔离点由民兵轮流防守着，住户所需生活用品也由守护民兵转送进去。

    当时是鱼汛时节，原本应该热热闹闹的小渔村，由于疫情一下子切换到了“静音模式”。村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传染病，反正知道很严重，谁也不敢乱串门。我们在村里进行环境消杀作业时，一路上看不见人影，只有几头猪在高低不平的村路上大摇大摆晃悠着。路上的猪粪一堆一堆的，颜色却是墨绿墨绿的。我觉得好生奇怪，悄悄询问同事。他告诉我，这里猪的喂食饲料是海苔。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些怪怪的感觉。

    我们持续对村庄环境进行消杀，忘记做了多少天，每天汗流浃背，反正那时年轻，干活不觉得累。直到隔离点里的村民两次粪检为阴性，村庄的阴沟、水井、稻田里的水样经多次抽检全部为阴性后，才解除隔离。病人则转送到县人民医院传染病房救治，最后痊愈出院。

    由于患者是输入性病例，经及时隔离与环境消杀后，疫情得到控制，没有发生传染。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霍乱病例的防疫工作，印象特别深刻。当年全县其他村落也有霍乱零星发生，但在我们有力的措施下，霍乱没有蔓延。只记得1981年的整个夏天，每当疫情警报拉响时，防疫科就冲在最前面。当时，疫情的消息还属保密，不像现在由政府向全社会发布。在我们防疫站内部，把霍乱叫作“二号病”，没有直呼其名，而是把它转换为一种代码。

    一晃快40年了，我已换了多个工作单位。如今，看见全国上下合力阻击新冠肺炎疫情，看到那些罩着脸把名字写在后背上的临床医生和防疫战士，又让我回想起那段曾经的抗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