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华美医院在近代“时疫”防治方面做出过很多贡献。1954年，华美医院改名宁波第二医院，现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图为华美医院旧址。

图为“牛痘局”在春季免费为儿童施种牛痘。

    田永官            

    近代发生在宁波的“时疫”有何特点？

    据文献资料记载，近代宁波疫情频繁，每年七八九月是疫情高发期。疫情暴发后，经过一定的药物治疗，大部分在当年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因为这些疫情带有季节性，所以人们称之为“时疫”。

    为何夏秋是疫情高发期？主要是宁波处于东海之滨，夏秋之际正是一年中高温时期，也是台风最多的季节。台风带来的高强度降雨，将原本埋藏于地下和深山的病毒细菌带到了人类生活的区域，加之高温以及潮湿的环境，给病毒和细菌提供了滋生的温床。据《申报》报道，1918年至1929年，每年夏季宁波均有不同程度的“时疫”发生，特别是台风过后，防疫形势更加严峻。季节性、长期性以及可控性，是近代宁波疫情的显著特点。

    宁波人对“时疫”的认知有何转变？

    疫情发生后，往往会在人群中造成极大恐慌，受“天人感应”“因果轮回”等宗教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认为是人不敬神明，所以神明降下瘟疫惩罚人类，只要人类重新敬拜神明，疫情就会过去。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疫情暴发之后，人们第一反应是要“敬神”，或集资或由富户单独出资，举办仪式，敲锣打鼓编制各式旗帜，请人抬神像游街，意图赶走瘟疫。

    随着中西方交流增多，医疗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许多人意识到这些仪式于事无补，人群大量聚集还会导致病毒交叉感染。到了清末，官府和开明人士均要求禁止在疫情发生后举行此类仪式，19世纪80年代，宁波暴发了多次比较严重的疫情，宁波官绅一方面积极救治，同时颁发布告，禁止私自举办迎神赛会，此后这类仪式的举办须先获得官府批准。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普及，疫情期间举办大规模迎神赛会驱逐疫病的行为明显变少。1918年的“时疫”暴发，人口不宁，但“往招宝山进香者顿形寥寥，本埠小轮上午仅开镇海、瑞运、镇北轮船三艘，共计搭客不满七百名，较之二六两月香期不到十分之三”，人们自觉减少出行避疫，可见一斑。宁波人这种认知的转变，也是近代国人疫情防治观念转变的一个缩影。

    宁波人应对“时疫”有哪些举措？

    一、种痘抗疫。1796年，琴纳发明的近代牛痘种植技术传入中国，宁波较早推行了种植牛痘防疫，每年在奉化和四明山的深山培植牛痘，到夏季时运出，在人体种植。为了更好防疫，19世纪60年代，宁波在郡庙土地祠设立了“安怀局”（俗称“牛痘局”），取“老安少怀”之意。牛痘局为公益性质，主要救治对象为“老稚子无依者”，每年定额25名，后根据需要名额有所增加并惠及贫困者。该局常年经费约两百元，主要来自太守边仲思拨公款洋银三千元“存典生息”以及宁波士绅的无私捐赠。“牛痘局”延请天台赵兰亭为种痘医生，赵兰亭在两浙颇负盛名，被称为“两浙名手”，著有《牛痘三要》一书。“牛痘局”前后存在数十年，是近代宁波存在时间最长的公益防疫机构，为宁波人的健康和防疫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随着知识的普及，宁波开始越来越重视通过西医开展“时疫”防治，近代宁波著名的华美医院在“时疫”防治方面也做过很多贡献。

    二、宣传普及卫生知识防疫。疫情的发生，与不注意卫生或者生活环境脏乱有很大关系。宁波人很早就开始注意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台风、暴雨过后以及高温天气，经常能在当时最畅销的《申报》上看到相关消息。1923年，宁波青年会鉴于卫生之紧要，联合宁波各团体成立“宁波城市卫生促进会”，致力于宁波城市卫生的改善，在“江北岸城内等处，添置垃圾桶二百只”，同时通过“轮流开会，演讲展览，分送印刷品”等形式开展卫生运动，普及卫生知识。“宁波城市卫生促进会”下设调查股，负责“调查全城垃圾桶粪坑污秽河沟”，如有妨碍卫生之处，则报请警察厅予以取缔。当时舆论有“宁波地方苟能每年举行卫生运动一次，使一般人民明了卫生之紧要，转辗宣传，吾恐数年之后，城市卫生不讲而自讲矣”，而事实亦是如此，经过各界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后期，宁波卫生状况极大改善，“时疫”也逐渐减少。

    三、设立“时疫医院”施药防疫。进入20世纪，通过医院对“时疫”进行治疗，日益成为宁波人的共识。有鉴于宁波“时疫”的长期性和危害性，经商致富的宁波帮人士在宁波各地设立了大量临时性“时疫医院”，其代表人物有虞洽卿、严康懋、张天锡、胡叔田、朱葆三等。“时疫医院”也为公益性质，看病者一律不付诊费药费，还可以得到一部分的粮食和食物。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时疫医院”是宁波防疫的主要组织形式，取得非常可观的效果，造福了宁波人民。

    除此之外，会稽道尹黄函之在任时，“每至夏季，必施各种药品，以惠贫病”。他离任之后，甬埠士绅裘光炽、杨槐堂、陈鼎煊等人鉴于“一般贫民，求药无门，莫不兴感”，在1925年夏发起成立“思黄堂”，纪念其为政善举，同时出洋二千元，备置当时最为有效的防疫药“十滴水”二万瓶，分别送往人群聚集量大的“甬属各监狱各工厂”。良好的防疫体系和传统，在各方协同之下形成。

    宁波防疫历程背后有何启示？

    近代宁波的“时疫”防治，至少可以给我们三点启示：

    其一、疫情发生十有八九与人们不注意卫生、生活环境脏乱有关。虽然今天我们生活环境有了极大改善，卫生知识相比过去更加普及，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衍生性问题也非常严峻，“疫由口生”“病从口入”的事时有发生，卫生与饮食还应格外注意。

    其二、预防永远是第一位。特别是“灾后疫”“疫后疫”的防治工作。几千年来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历史表明，病毒的危害性很大，但终究是可以抵御的。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用科学应对“时疫”，在一次次防疫过程中提高我们的医疗水平，深化我们的认知，提高防治能力。

    其三、发挥社会力量，全民战“疫”。疫情发生之后，其影响是全方面的，党和政府毫无疑问是疫情防控的中坚力量和责任主体，但仅依靠政府、团体或者个人，很难取得好效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运转机制也更灵活，重视民间力量让其参与防疫工作，不啻为重要的防疫手段。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通力合作，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近代宁波士绅特别是宁波帮人士参与“时疫”防治，就是很好的例子。

    （作者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