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乃复先生

周乃复撰写、编著、编制的部分作品

周乃复先生在《秋斋论丛》品读会上为读者签名

    童银舫           

    今年元旦的前一天，周乃复先生邀请了五六个离他家近的忘年交，在小区边上一家小饭馆里聚餐。那天阳光很好，但有点冷。

    他说，前阵子又患了小中风，但恢复得不错，在家里康复，心里总惦记着你们这些小朋友。我发觉，周老师这次真下了决心，戒掉了烟和酒。他吃菜很少，讲话也少了，但精神不错，努力地用眼神扫视着每一人，生怕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溜走似的。膳毕下楼，他坚持要付账，先用支付宝，竟然忘了密码，试了两三次都错。我们抢着要付，他连忙说，“不要慌，我有两手准备。”掏出钱包，很开心地付了。

    不料仅隔一周，周老师再次中风住院，无法言语，不能吃咽，更不能行走。40多天后的2月21日晚上11时半，他永远离开了我们。

    周乃复老师走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弥漫，人人如惊弓之鸟。我们戴着口罩向周老师匆匆告别，越发伤感。这几日我有点恍惚，微信朋友圈中，见到不少挽联、诗词和悼文，足以说明他在人们心中的威望和分量。

    我与周老师相识30余年，在他的指导下，从事地方志编纂和地方史研究，因此对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与贡献有所了解，谨以小文作为缅怀和追思。

    一

    我第一次见到周乃复老师大概是在1987年慈溪县政协召开的文史会议上（之前曾与周老师有过书信往来）。那时，我已在慈溪县志办工作，周老师是慈溪锦堂师范学校的行政负责人（副校长主持工作）。第一次见到他，完全是想象中的样子，五十开外，中等身材，精干而有风度，儒雅亲切，镜片后透出睿智、锐利的目光。1988年1月，不知道他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专程来县志办邀请我去锦堂师范向学生介绍一下“自学成才”的经历。我以为只不过随便与几个学生聊聊天、谈谈自学的体会，也就贸然答应了。但他给我安排的讲座完全出乎我的想象，竟然将全校学生集中在大会堂，让我在台上讲。一张桌子，一个话筒，台下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我从未见过这种阵势，心里发毛，天晓得那天讲了些啥。

    更想不到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周乃复老师便调任慈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慈溪县志》副主编、慈溪县地方志办公室副编审。从此，我有幸在他的带领下，参与编修县志和地方史的研究工作。当时，办公室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编写《慈溪县志》的人物志，编辑内刊《慈溪修志通讯》，收集地方文献，负责与国内慈溪籍专家学者的通联工作。这对于一个20多岁并无大学学历的青年人来说，压力很大。周老师给了我充分的信任和帮助，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积累了经验，也锻炼了才能。

    慈溪的地方志工作起步于1986年3月，在周老师调任前，已经组建了修志领导班子（编委会）和办公室，召开了两次编委会议，初拟了《慈溪县志》纲目，开始大规模搜集资料，并试写了部分志稿。由于当时大家都没编修过县志，心里无底，加上人手不足，进展较慢。1988年4月，县政府发文调任徐长源老师和周乃复老师为县志正副主编，修志工作才得以顺利推进。

    周乃复老师一上任即着手制定《慈溪县志·凡例》，针对新县志记述范围的争论，提出“记述地域以现境为主，适当照顾历史”，获得专家首肯。随后起草《〈慈溪县志〉分志稿编写通例》和《〈慈溪县志〉书写规则》等重要文件，指导和规范县志的编写工作，对“观点与材料”“断限及地域”“体例和行文”“改稿程序”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使大家少走了弯路。他善于思考和钻研，在大量阅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工作方案；为了提高县志的质量，他组织编辑集中业务学习，布置编辑互审互改，四次调整纲目，多次召开各种专题会议，邀请专家评审志稿，并且根据评审意见，扬长补短进行深加工……许多内容推倒重写，数易其稿。为了比较完整地记述本地特色，破格设置《成陆围涂》及《三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两编，“棉花”升格为专章。最终以150万字的篇幅，设置28编，并有概述、大事记、索引等，被一些专家赞叹为“气势恢宏、风格严谨”“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独出心裁、别开生面”“体大思精、开拓创新”。1992年，新编《慈溪县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次年，荣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首次评奖一等奖。

    周老师结合修志实践，对修志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如编纂提纲的拟定，修志凡例的形成和实施，编志资料的收集和加工，地方特色的把握，分志稿的编写和评议，志稿的总纂，志稿的评审及深化，索引的编制，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制作，以及现代逻辑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志书创新的文化环境、新志编纂的即时效应、引进先进科学方法对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性等。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陆续发表在《中国地方志》《浙江方志》等杂志上，有的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宣读，引起反响，他也因此成为全国较为著名的方志理论家。

    二

    周乃复老师对方志的特殊门类——地图和图志有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发表《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再论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新图志编纂刍议》《新图志编纂再议》等多篇论文，阐述方志地图的概念、特征、流变、制作以及新图志的编纂流程，并且以此为导向，在1993年编纂出版了全国第一部新编的县级图志——《慈溪市图志》，被称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他并不满足，认为首部图志存在许多不足，2013年，他又主编出版了《新编慈溪市图志（1988—2008）》和《中国图志的继承与创新》，前者还获得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科学技术奖2014年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银奖，成为又一里程碑式的作品。

    周乃复老师在退休前，兼任《宁波市志》副主编。1995年退休后，又应邀担任《慈溪政协志》副主任并负责统稿。

    他虽然生活在慈溪这个滨海小城，但对学术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却令人叹服。如1997年，他在《中国地方志》杂志上发表《关于地方志出版媒介的革新》，认为电子出版是地方志著作的最佳媒体，地方志采用电子出版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建立地方志数据库，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提供公共阅览服务。这篇论文后来收入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编（1981—2011）》，给予极高的评价：“本文最大的特色在于它的前瞻性和创新价值。最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倡导出版媒介的革新为地方志发展带来的新路径。”

    为了推动新编地方志文献的数字化，他曾用4年多时间策划或亲自编辑10多种地方志电子读物，将传统的地方志纸质书开发成多功能、多媒体地方志读物。如成功策划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浙江省名村志/东阳市志》，主编《浙江省新编县市志资料集萃》《新兴的城市慈溪》等。同时创建《中国地方志资料库》网站，还将新编的《慈溪县志》等电子版放在政府网站上，供网民免费浏览和下载。这在20世纪末的方志界来说，完全是引领性的实践。

    三

    新编《慈溪县志》出版后，我调离了修志岗位。1994年，我将修志期间写的论文和史料编成一本小册子《方志札记》。周老师为我这本自费铅印的东西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希望我在慈溪地方史志上“继续求索前进”。正因为有周老师的鼓励，我在乡镇机关工作的十余年中，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研究地方史志。在慈溪开展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时，组织上安排我再次从事地方志工作，我毫无生疏之感，立即进入角色，不辱使命。

    令人难忘的是，年逾古稀的周乃复老师欣然出任《慈溪市志》顾问兼编辑，又与我们苦战八年，完成了350万字的《慈溪市志》。他除了负责市志大事记的编写、地图的编纂和全志的审稿，还主编《新编慈溪市图志（1988—2008）》和论文集《中国图志的继承与创新》，创编专业地图《中日韩徐福传承地分布图》《慈溪市文化地图》，出版学术专著《秋斋论丛》《秋斋聊志》《秋斋落叶》。

    周乃复老师在晚年激发了学术使命感，焕发出“第二春”。2012年，他获得了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从事地方志工作20年以上荣誉证书。2014年，他获选为全省“最美方志人”。2016年，慈溪市实施文化研究工程，邀请周老师担任历史文化课题负责人、《慈溪文化研究工程文库》副主编。2017年，中共慈溪历史馆开馆后，周老师捐献出他珍藏的全国地方志书100种和历代地方志电子版3873种。这些志书实物成为慈溪市地方文献陈列室基础性的馆藏文献。

    周老师是嵊州人，但自1957年以来一直在慈溪工作和生活，慈溪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尤其是从事地方志工作以后，他开始对慈溪历史和文化开展一系列研究，编著出版了《寻绎慈溪文化之源流》《蹒跚二十年集》《慈溪百事》《走近徐福》《吴锦堂研究》《慈溪文化鸟瞰》等作品，主编《达蓬之路》《五磊讲寺》《百年弦歌绕云天》等史料集。

    “不待扬鞭自奋蹄。”周老师在晚年努力进行着多个课题研究，如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慈溪文化史》和《吴锦堂评传》的写作等，有的已筹划多年，有的已初见端倪。他还有许多想法，却再也无法实现了。

    斯人已逝，其志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