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谕庐陵父老子弟》节选。

    伍红军            

    王阳明在事功一途，实事求是，实行实效，从其庐陵抗疫一事可窥一斑。明正德五年（1510年），三十九岁的王阳明从贵州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庐陵知县（今江西吉安）。初领县政，即逢“灾疫大行”。王阳明执掌庐陵县仅有7个月，留下了十六篇告示。这些告示即《王阳明全集》所收的十余篇《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其中第二篇就是专讲这次抗疫的。

    瘟疫有多严重？《庐陵县公移》中说：“况有旱灾相仍，疾疫大作，比巷连村，多至阖门而死，骨肉奔散，不相顾疗。”这次并非单纯的疫情，而是旱灾与瘟疫叠加，多处村巷出现一家灭门的惨况。而尤让王阳明痛心不已的是疫情期间的人间失格，《告谕》说瘟疫横行时，当地民众恐慌不已，为防传染，亲人染病也弃之不顾（“至有骨肉不相顾疗者”），以至于病人多因无人照护生生饿死，而非染疫病死（“汤药膳粥不继，多饥饿以死”）。

    此时，王阳明已困守龙场两年，刚得以从苦寒之地脱身，正是“气弱多疾”、顽症缠身之时，湛若水称之为“卧治”庐陵。本需静养，但疾疫如火，怎能“躺赢”？为此，王阳明彻夜无眠，寻求救治之道。苦思良久，推出抗疫五策：

    一是唤醒良知正民心。倡导民众“兴行孝弟（悌）”，乡邻“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让父老子弟们顾念亲情，不要抛弃染疫亲人，以免人伦惨剧复演；同时发扬民间互助之风，乡邻守望互救，携手共抗凶疫。王阳明此举唤回民众良知，全县得以统一思想，勠力同心，形成抗疫合力。

    二是奖掖孝义树典型。古时但遇天灾，民众多愚昧地求神问佛，甚至不惜行巫术以求续命保身。王阳明则认为当行儒家孝义正道，杜绝巫赛这种迷信之道，教化民众“敦行孝义，为子弟倡率”，对于抗疫期间“有能行孝义者，县令当亲拜其庐”。大疫之际，民众倘若得不到良好的引导，必会自乱阵脚。王阳明客观冷静地指出正确的治理方向，并躬身入局，奖优驱邪，局势由此稳定。

    三是科学防治以自救。前两项不过是从思想层面入手，要解决问题还得有切实可行的法子。王阳明为此开出三剂“药方”：“洒扫尔室宇”，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以防滋生病菌、交叉感染；“具尔汤药”，也要准备好相应的防治药物，对症下药，不可硬挺或坐以待毙；“时尔膳粥”，还需保持饮食的正常，吃饱吃好方能增强抵抗力。

    四是政府扶助来托底。王阳明深知单凭民众自救是不够的，还需政府来履行相应的职责，于是一方面由官府给买不起药的困难户送药，另一方面派遣医生下乡入村；又担心这些托底措施不能完全执行到位，再次向民间借力，请求乡贤监督并襄助政府。《公移》还记载了王阳明为灾民减免税捐，纾解民困。从这些细节的布置可知，王阳明虽卧病在床，但熟稔地方政务，于抗疫一事也是成竹在胸。

    五是殷勤罪己以宽民。《告谕》中王阳明对“骨肉不相顾”的道德沦丧现象大为光火，但最后对于发生灾疫和疫情蔓延的责任还是勇敢揽在身上，认为是自己这个县令没有履行好职责的缘故。对于自己有病在身、不能亲赴疫区一线体察民情，也表示了歉意。如此大义大爱之举，不愧“父母官”之喻了。

    （作者为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阳明实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