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一个秋日，我给国平打电话，告诉他有朋友从国外回来，大家聚一聚。国平回答说，哎呀，我刚好在外地出差，赶不回来了。我知道国平事务多，就不勉强他。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约他，他说还在出差。我心里嘀咕：这趟差出得实在也太长了，是不是他在找借口疏远我？

    是年底，钱老师在月湖旁的石浦大酒店宴请从澳大利亚回来的朋友。席间有人问：怎么好久没看到国平了？我忙插话，国平很忙，打过他电话，经常出差。我的语气中略带不满情绪。这时，另一位朋友嗫嚅道，国平生病在家休养，他瞒着不想让大家知道。听了这话，我并未太在意。国平身体素质好，前几年他家乔迁新居，邀请我去喝酒，我俩你一瓶、我一瓶，喝了好多加饭酒哩。吃五谷杂粮的人，偶尔谁没有个头疼脑热？

    后来陆续碰到国平的几位同学，他们均告诉我，国平患病在家休养已有一段时间，他不愿意同学朋友前去探望，说不修边幅地待在家里，有碍观瞻，也影响大家情绪。我发微信向他问好，但觉得不便询问病情，他很快回复并向我问好。直觉告诉我，他不会有啥过不去的坎，就让他安安心心地在家静养，没有外界的打扰也好。

    过完丁酉年春节，钱老师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告诉我：“2月24日那天，国平过世了。”我脑子嗡地一响，大喊：“我还没有去探望他，他怎么就走了？”我失态地走出包厢。晚来空旷的街道上，啁啾而过的小鸟像黑色箭镞射向我的胸口。疾病缠身时，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意志，有的人精神崩溃，有的人一蹶不振，而国平，不想让大家看到他被病魔蹂躏得羸弱不堪的形象，不想让大家分担他的痛苦。而他又是如何度过了这段身心备受煎熬的日子？我无力地靠在树干上，潸然泪下。

    认识国平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家布厂当机修工，我在一家建筑公司当统计员。说实在的，我很怀念那个生机勃勃、富有活力的年代，人待人真诚友善，不做作、不虚伪。因为都喜欢读书和写作，我们成为惺惺相惜的好友。国平家在陆殿桥旁的柳汀街，记得我第一次去他家，约在陆殿桥旁见面。当我从共青路骑车出来时，就看到国平高高的身影伫立在桥头。我还没喊他，他就奔上前来拽住我的自行车车把，说小弄堂里弯来弯去，你没来过不熟悉，我帮你推车。那亲切、温和的语言，让我心里热乎乎的。有一次，他说带我去拜见七月派诗人孙钿先生，我觉得孙钿是重量级的文坛前辈，我去他家不合适，国平蔼然道：“我和郁先生在‘文革’中一起做过三年的油漆工，是忘年交，你不必有顾虑。”他还告诉我，孙钿是郁先生投身革命后的笔名。

    那时，我到宁波还只有六个年头，蛮想认识一些朋友倾诉、交流，国平总是毫无保留地把他认识的文友逐个介绍给我。在我的印象中，国平外表谦和内心要强，为人热心诚挚。他非洒脱之人，不会咄咄逼人地发泄内心的怅恨，但另一方面，他善解人意，常为别人着想。记得我结婚前几天，他问我做新郎穿什么衣裳，我说有一套中山装。国平听了，坚决反对，说：“这不行，要穿就要穿西装，时代不同了。”我说来不及做西装了，他说，他有一套刚请裁缝师傅做的全毛华达呢西装。“你试穿一下，若合适，你先穿。”说完，他就回家拿来西装，我一穿，就像给我定做的一样。婚礼那天，我就穿着这套西装走上红地毯。

    每当朋友遇到困难，国平总是一副热心肠。我们有位朋友遭遇车祸，出院后，国平拎着一袋透骨新鲜的牛筋直奔他家，还引经据典道：“牛筋的功效是补肝强筋，益气力，续绝伤，《本草从新》里有记载的，炖烂了吃，有特效！”

    十多年前，国平迷上了知堂老人的散文。他列举完知堂老人散文的朴素平实之美，向我展示了十多篇阅读笔记。也许是知堂老人平易、自然的语言风格，渐渐滋养了国平的心境，使他像谦谦君子一样讲究礼仪规范。记得有一次，我和国平一起参加一场饭局，在座的有一位睿智、博学又工于书法的名家。面对心仪的名家，他诚恳地表示：老师，我愿执弟子之礼，受业养身，修德正道，谨遵教诲！随即饭局上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拜师仪式。此后，国平潜心研习书法，一手毛笔字颇具高古气息。我想他学书法，是想表达一种美的追求，而不是骛趋时尚，学点显摆的技能。

    诸事因缘，上世纪90年代初，国平成为一名公务员，我做了媒体人，大家各自有了家庭，联系也不像早年那么热络了。偶尔上班经过他供职的解放南路上的某局，拐进去想聊一会儿天，他忙于负责处室的工作，总聊不尽兴。尽管聊天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偶尔邂逅仍是肝胆相照，绝无应付的意味。

    国平从患病到去世，有一年多时间，想象他在病魔的百般摧残下形容日渐枯槁，而我却不曾有过哪怕一刻钟的陪伴，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开脱的理由的。妻子至今仍在埋怨我：“你可以忘记任何朋友，但你不能忘记有情有义的童国平。”

    如今，自责与悔恨已无意义，我就写下这些文字，以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