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秋玲

    去年12月初，我在家里摔倒。看到拍片报告的一刹那，我简直绝望了：左侧股骨颈粗隆骨骨折三处，其中两处移位！

    主治医师姓王，是个帅气小伙，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他认真地看片，检查，询问病史。看他皱眉沉思的样子，我惴惴不安。我知道自己伤得很重，而且，前一年膝伤动手术，拆线、取钢钉钢丝，每次伤口迟迟不愈，还发高烧。这次我是断不肯再做破皮手术了。

    王医师静静地听完我的诉求，决定先给我做皮牵引。他拿来器械，认真地做着，还让我先生和护工看着学。他说先用皮牵引固定位置，再考虑下一步。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手术愈合快，效果明显，更何况，手术还是这家医院骨科的强项。而我，害怕手术，选择保守治疗，骨头接不拢的概率很大。住院时间长，会远远超过医保规定的住院天数。我给了医生很大的压力。

    王医师对我说，不做手术，万一牵引效果不好，就没法坐立，更不用说走路了。他耐心劝说着，让我权衡各种治疗手段的利弊。我心里热乎乎的，因为他的友善和负责。但是思考一夜后，我还是选择皮牵引。

    此后，王医师每天来看我，有时在清晨上班前，有时是下了手术台后，有一次快晚上九点了，他刚下手术台还没吃饭，就来指导我做“拗膝盖”动作。看我乐呵呵的，他高兴；见我愁眉苦脸的，就鼓励我。每次看到他，觉得像见了我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我暗暗鼓励自己，努力配合治疗，不辜负他花费的心血！

    住院41天后拍了片，骨头位置还行，王医师略松了一口气。他还是每天来看我，鼓励我。我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思虑多多，就跟他微信聊天。除了病情，我们还会聊些别的，比如分享一篇好文章。

    病痛中，医患间的这份亲情让我倍感温馨。没料到就在此时，可怕的疫情来了，王医师要去隔离区做志愿者。原来说好是两周，后来却延长到40天！那一个多月，他怕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没来看我。虽然这样，他仍时时关注着我和其他病人。而我，则无数次祈祷疫霾早散，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平安归来。他们，就像亲人一样，让我牵肠挂肚。我的心随着疫情的起伏，或悲或喜，时而叹息时而流泪。

    王医师不在身边的日子，护士们一如既往的体贴、暖心。疫情期间，一天两次测体温测氧饱，无论日夜，只要在病房里看到这些白衣护士的身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我就有安全感。我的静脉又细又脆，住院时间一长，两臂几无可下针之处，护士们为了我，使出了浑身解数。她们在我手臂上一点一点地摸着，寻找着，有时候还会用上“花式打针法”，比如“浅针法”“深针法”，甚至“弯着打”。有时她们几个研究好了再打。我不会忘记胡护士那天给我成功注射时在病房门口那声“哎哟妈啊”的欢叫，那种像攻克险关一样的成就感和欢欣溢于言表，让我热泪盈眶。

    2月13日我又拍了片子。在隔离区的王医师微信告诉我骨头位置很好，就是还很“嫩”。他嘱咐我康复锻炼要持之以恒，但不能过量。言短情长。

    静脉输液结束，我打算出院。3月12日中午，王医师终于可以进病房给我做出院评估了。他穿着一尘不染的白大褂，似乎比先前更成熟、更帅气了。我兴奋极了，超水平地展示自己的康复锻炼成绩，引得王医师、护工和我的家人们惊喜连连。而我，则像一个“人来疯”的孩子，渴望得到表扬。王医师说我能得100分，我快乐得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在起舞！

    3月14日上午，我出院了。两天后，王医师也结束隔离区志愿者工作，回到骨科。大家都平平安安，皆大欢喜。在这难忘的101天里，我经历了绝望、希望和“新生”。现在，骨头对位好，能独自坐起来了，假以时日，我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上世纪90年代，我三次重症都是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把我拉出绝境。后来，我加入志愿者队伍，以此报答社会。这次严重受伤，又是该院骨科医护人员齐心协力，帮我脱离险境。几次住院，我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感情，甚至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医生护士退休了，我们仍是好朋友，平时还有联系。

    这次特殊时期的住院经历，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医护人员在灾难面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人性光芒。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一群体中的成员。医者仁心，大爱精诚。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付出远比一般人多。多体谅为医者的不易，尊敬他们，配合他们，这是我们全社会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