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阁博物馆供图

文物残片复原

正德刻本《文献通考》74册

《包待制》卷上第七页（残片一、四） 《包待制》卷上第八页（残片二、三、五）

    顾 玮 吴央央        

    李开升，文学博士，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版本目录学、藏书史。著有《明嘉靖刻本研究》《古籍之为文物》等书。

    “挖掘”—— 《包待制》是最早的包公小说

    “书籍具有文本和实物双重属性，古籍是书的一种，所以古籍的双重属性来自书籍的双重属性——古籍既有文本属性，也有文物属性。”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关注更多的是古籍的文物属性。他说：“古籍中往往‘埋藏’着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珍贵文献。”而这种发现的过程，他称其为“纸上考古”。

    譬如，1931年，日本某图书馆在一部古籍封面的衬纸中发现了《金瓶梅》的几张残页，当时日本方面不太清楚其中的价值，将它们交到了中国学者手上，后来判定这是现存最早的《金瓶梅》残页。1933年，郑振铎发现了《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早期版本残页。1975年和1989年，上海图书馆先后发现了《忠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早期版本的残页。2013年，天一阁在进行古籍普查过程中，发现了《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残页，2014年，又发现明正德刻本《包待制》残页。它们全是在古籍封面衬纸中发现的。

    “《包待制》残页是在正德刻本74册《文献通考》中找到的，当时，其中的3册封面衬纸中有《包待制》，其他则是另一种书《重刊京本详增说意四书通旨》的残页。”李开升说。《包待制》残页有5片，天一阁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复原后发现，第一个残片和第四个残片可以拼在一起，成为《包待制》卷上的第七页，文字基本上能连起来。第二个、第三个、第五个残片，能拼缀出第八页，但还有缺损。

    李开升介绍，这本书之所以叫《包待制》，是因为书页版心处有“制”“上”字样。版心处一般印有书名的简称，明代前期喜欢将书名简化为一个字。既然“制”是书名里的一个字，而包公在书里被称为包待制，据此推测，书名应包含“包待制”字样，所以研究者将这本书称为《包待制》。而书的卷册情况也能根据“上”字大致推测，要么是上下两卷，要么是上中下三卷。

    研究者通过考证、比对，了解到《文献通考》是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正德十六年重修本。那么，作为封面衬纸的《包待制》，也应该是在同一年或者稍微早一两年刊刻的，否则不一定保存下来。

    《四书通旨》作为《文献通考》里“挖掘”出来的另一种书，它的牌记上清楚地记载有“皇明龙集庚辰 安正堂重新刊”。庚辰是正德十五年，《四书通旨》的版本非常符合研究者对时代的推测，恰好就在正德十六年的前一年。李开升说：“《包待制》和《四书通旨》就像同一考古坑里发掘出来的两件‘文物’，它们的版本年代应是非常接近的，上下不会差太多。”

    《包待制》是范钦原藏书， 400多年来没有动过，考察其版刻，为正德、嘉靖间建阳坊刻的典型风格。字体典型，版式皆为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双边。

    结合这三方面的内容考察，可以推断《包待制》的刊刻时间，最大可能是正德十六年和正德十五年。

    从文物角度来讲，《包待制》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包公小说。之前存世最早的包公小说是《百家公案》，《包待制》的发现，把包公小说的历史又往前推了70多年。此外，从排版形式看，《包待制》类似于今天说的绣像小说。但早期的绣像小说不一定每页都有图，譬如《包待制》第七页就没有插图，第八页才有，图在右半边一页上，上下各有一张图。而刊刻时间稍后的《百家公案》，图在上面，文字在下面，非常整齐，每一页都是如此。从中，也可以一窥明代绣像小说图文的发展过程。

    梳理—— 包公故事源远流长

    包公故事从宋代就开始流传了。最早的宋代话本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合同文字记》；元杂剧则有《包待制陈州粜米》《玎玎珰珰盆儿鬼》等，它们是包公案里的两则故事；发展到明清，包公小说规模庞大，有《包待制》《百家公案》《龙图公案》《三侠五义》等一大批。而 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包青天》，曾一度掀起收视热潮。

    李开升介绍：“从小说层面而言，《包待制》是最早的明代包公小说，但明代说唱词话中存在着更早的包公故事。”1967年，在上海出土了明成化年间的《乌盆传》说唱词话，这是包公案里很有名的一则故事。

    事实上，研究者推测包公小说的出现应该远早于目前发现的《包待制》的成书年代，但古代书籍的流传，需要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必须有人收藏。否则，无论这本书在当时多么流行，发行了多少册，也会很快消失。而包公小说或说唱词话类似于现在的通俗文学，当时的正统藏书家是不屑于收藏的。成化版《乌盆传》说唱词话是作为普通人的一个随葬品出现在墓中的，和藏书家的收藏不是一个概念。

    与其他民间故事一样，包公故事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的。“我们不妨以乌盆案为例，看看明代包公故事的演变过程。”李开升说。

    在成化版说唱词话《乌盆传》中，包公的身份是亳州知府，而在《包待制》里，包公身份为定州知府。在《乌盆传》中，被害人为福州富豪杨百万之子杨宗富，他死于应试的途中。凶手是烧窑贼人耿大、耿二兄弟俩。他们将被害人用毛巾绞死，得到了他的黄金白银及绫罗绸缎，还把被害人做成了一个歪乌盆。公差潘成从乌盆贩子孙小二那里买到了歪乌盆，然后帮助杨宗富告状。而在《包待制》中，被害人为扬州商人李浩，凶手的名字是丁千、丁万，杀人后获得黄金百两，并把被害人做成瓦盆。定州的王老买得瓦盆，帮李浩告状。

    从中可以看出，《包待制》里瓦盆子的故事应该不是直接从《乌盆传》演化来的，但故事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百家公案》比《包待制》晚了70多年，其中瓦盆子故事的主干就和《包待制》里完全一样了。包公的身份也是定州知府，其他如被害人的名字、身份，凶手的名字，包括被害的情况，以及告状人等，两个文本差异非常小。可见，《百家公案》和《包待制》有着很明显的传承关系。至于此后的《龙图公案》的传承关系就更明显了。

    研究者通过对明代几个主要的包公故事的分析，发现《乌盆传》属于单独的一个体系。这是因为《乌盆传》是艺人用来说唱的底本，虽然出版之后也可以阅读，但和小说还是有区别。《乌盆传》和元杂剧《玎玎珰珰盆儿鬼》之间反而有一定联系，《盆儿鬼》中的主人公也姓杨，它们之间的相似处比小说要多一点。李开升认为，明代包公故事，至少呈现两条线索。

    李开升说：“随着书籍的不断流传，越到后期，包公故事的内容越丰富。”在最早的包公小说《包待制》里，以二卷次或三卷次推测，最多不会超过50个故事。但到了《百家公案》，就有近100个回目、100个故事。之后的《龙图公案》，内容进一步丰富。到《三侠五义》和《七侠五义》，故事架构中引入了辅佐包公的各种江湖人士、大侠，而这些在《包待制》《百家公案》里是完全看不到的。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国学堂，有删节。此为线上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