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兴义的峰林

“中华布依锦绣坊”纺线的大妈

“二十四道拐”

弄林村采摘杨梅的大妈，喜上眉头

    汤丹文

    当我随宁波日报“摆脱贫困、携手小康”采访组到达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时，天高云淡，天气晴好。去城区的通衢大路上，远方山峦叠翠，近处姹紫嫣红的三角梅开得热烈。

    没想到，下午时分，乌云袭来，一场骤雨下得痛快淋漓。好在一会儿就放晴如初，兴义闹市上空竟出现了一道七彩霓虹。

    是个好兆头！第二天，我们从兴义出发，辗转普安、兴仁、晴隆、望谟、册亨等县市，一路下来，行程近千公里。所见所闻，事后想来，也是走在了一条“甬黔携手奔小康”的“彩虹之路”上了。

    安居之路

    “阿妹戚托”，是彝族特有的舞蹈，被称作东方的“踢踏舞”，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妹戚托”，也是一个镇，它的前世是离晴隆县城40余公里、山高坡陡的彝族三宝乡，这里也是“阿妹戚托”舞的诞生地。

    三宝乡是黔西南最贫困的地方，贫困发生率在贵州位列第二。“村寨挂在半山腰，村民守着山窝窝”，人均耕地不到一亩。而且，因为处在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地区，三宝乡土地贫瘠，缺水严重。人们在石旮旯里“刨食”，生活举步维艰。

    “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对三宝乡而言，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搬迁，而且是整乡搬迁，才会有出路。

    于是，“阿妹戚托”小镇作为三宝乡整乡搬迁安置点，在离县城不远的牛头山下，无中生有，凭空诞生了。如今，这里居住着原三宝乡的1233户5853人，成为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和景区为一体的新市民居住区。

    傍晚，我行走在月亮湖畔五彩灯树闪烁的乡路上，一旁的休闲健身广场上，苗族小伙、彝家少女各展球技，孩童大人在秋千旁嬉戏打闹。在我的镜头下，他们一脸笑意，自信而满足。在小镇的金门广场，上百名身着民族盛装的姑娘，点起火把，载歌载舞。她们与游客一起，牵着手，踏地为节，牵手旋转出一圈又一圈流动的“霓裳”。

    景在城中，城中即景，自然考虑到了三宝乡百姓下山后的生计。小镇之所以命名为“阿妹戚托”，也是因为要打旅游的品牌。“阿妹戚托”有故事可讲。

    而老百姓晚上来跳“阿妹戚托”，也是有收入的。一晚上二三十元钱，既跳了广场舞，健了身，也有了收入，何乐而不为？

    有人告诉我，“阿妹戚托”其实是彝族姑娘的出嫁舞。彝族姑娘新婚出嫁时，村寨中的女眷会相聚一起“以足传情”，叮嘱她如何勤俭持家、孝敬长辈、敦睦邻里、劳动致富。

    所以，这“阿妹戚托”小镇的幸福安居生活，如同这舞蹈寓意一样，也必须是靠人们的奋斗去获得的。

    牛头山背面，仅一公里之遥，就是晴隆县与宁海县共建的创业孵化基地。这里的“龙发服饰”是甬黔共建的扶贫车间，这家企业共有员工120余人，其中80多人是小镇上的贫困户、拆迁户。

    在黔西南州，类似的“甬黔合作”扶贫车间有百余个。

    “竖经横纬织土布，布依染蓝成艺术。一针一线绣花路，创新传承有温度。”云娇布依特色染织刺绣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杨胜娇，把她公司的一个扶贫车间，放在了博物馆里，名号很大，叫“中华布依锦绣坊”。

    在这里，布依的织女、绣娘一边穿针引线，摆弄梭机，一边可以聊天，说说家长里短。她们是博物馆内的一道劳作的风景，更是布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活态展示。而她们绣的花片，织的土布，所挣来的工钱，也“织”就了稳稳的致富之路。

    扶贫车间是黔西南百姓创业的孵化器，由于东西部的协作，这里的人们，打开瞭望更为广阔空间的窗口。

    杨胜娇，被宁波扶贫干部、册亨县副县长吴益统称为“册亨最具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她办着公司，也开了一家饭店。那天中午，我们在她的餐厅就餐。她为我们盛上布依族招待贵客的五彩糯米饭，接下来上桌的竟是鱼鲞烤肉。贵州深山沟里的饭店竟能做如此地道的宁波菜，当然是因为这里的老板娘对宁波的知根知底和那份黔甬两地的深厚情感。

    宁波企业家、在册亨投资的黔西南北岸公司老总赵波说：“现在，她在宁波的客户朋友可多着呢，若去宁波，请客的人，多得数不过来。前几年，她还去巴黎展示过布依民族服饰呢！”

    封闭是十万大山，开放就是道路万千。杨胜娇的这条致富路，是走对了。

    不过，对绝大多数的黔西南百姓来说，家门口实现务工就业还是难了一点。黔西南属喀斯特地貌，人多地少。像晴隆，虽有“晴山千峰翠，隆地万物华”的美意，但美的是风光，少的是土地资源：500亩左右的连片平地，当地人稀罕地称作“坝子”。在晴隆，这样的坝子，仅有8个。在晴隆发展工业，落户大企业，大规模解决就业问题，那是“天方夜谭”。

    怎么办？办法就是黔西南百姓走出十万大山，在沿海地区打工致富甚至创业。6月1日，全国人大代表、黔西南州州长杨永英在接受央视“焦点访谈”栏目采访时表示：“全州70%的贫困群众还是要通过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她特别提到了黔西南州与宁波市签订的稳岗协议。

    所谓“稳岗”，就是让在宁波打工的黔西南务工人员有组织、有秩序地从家乡出来，而且能在打工地留得住。甬黔两地在劳务合作中创造出来的“稳岗”经验，还得到了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首肯。

    2月15日，当宁波复工艰难伊始，千里之外的望谟县“抗疫情、保就业、助脱贫”有组织劳务输出也举行了首批出发仪式。5辆大巴在警车、救护车的保驾护航之下，历经近2000公里、35小时的车程，到达余姚。

    为什么在最紧要的关头，黔西南的务工者能不惧疫情、挺身而出，解了余姚复产企业的燃眉之急？答案是：宁波一如既往的诚心服务、真心相待，让务工者找到了家的感觉。

    在余姚，每个稳岗6个月的黔西南贫困户可领取1万元的补贴；在北仑，企业推出夫妻岗、父子岗、兄弟岗等亲情岗位，并提供夫妻宿舍。宁波和黔西南两地还推出“蜂王”计划，让年轻、有见识的务工人员成为打工群体领袖，让他们带动贫困户就业。余姚和望谟创新打造的“姚望相助、党建扶贫”模式，更是让务工人员找到了组织，找到了解决工作、生活困难的途径。

    所有这一切，让宁波成为黔西南贫困人员离乡打工致富、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接力之路

    离开晴隆去往望谟的路上，我们顺道去看了离县城不远的著名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它始建于1935年，全长4公里，坡道角约为60度，蜿蜒于海拔1799米的晴隆山南端，是当时大后方生命运输线的标志性路段。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2015年，上千人在这里接力点起火把，让天上的五彩“银河”落到了晴隆的“九天”。

    没想到，几天后，宁波第一位扶贫办主任、60多次往返贵州扶贫、人称“苗家大哥”的张祖安也来到了晴隆，来到了“二十四道拐”。

    那天，在“二十四道拐”，张祖安的后辈、宁波扶贫干部、晴隆县副县长冯灼华讲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这二十四道拐就像宁波扶贫的24年，从1996年到2020年，扶贫路再辛苦、再曲折，最后我们还是能翻越它的。”

    在晴隆，冯灼华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宁波市林业局工作，当时的局长就是张祖安。 2018年，他被选派到晴隆挂职，时任宁波市林业局局长的许义平，也曾于2000年在黔西南州贞丰县挂职。

    “扶贫是一场‘接力赛’，虽然不同时期，环境和任务不一样，工作时间有长短，但我们都在同一个赛场上交接棒，最终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当地百姓奔小康。”冯灼华说。

    回宁波后，我打电话给张祖安。这位我20多年前就认识的“张局”，在电话那头说话仍然一以贯之地低调、实在。

    “小汤啊，我76岁了，宁波扶贫就算我跑头棒的话，也已经是第六七棒了。我们当年就那么几个人，做了点‘化缘’的工作。哪像现在扶贫队伍兵强马壮。”

    我们交谈的内容当然少不了他引进到贵州、心心念念的杨梅：“贵州杨梅要把它当作产业来做。像以前只把杨梅当作副业，杨梅树下还种玉米，种下后，也不去管理，这样是搞不好的……”

    当我们到达望谟时，看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弄林村的杨梅。陪我们去的宁波挂职望谟的干部李明，也是一个在贵州推广种植宁波杨梅的“接力者”。

    李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2003年，他还是余姚丈亭林特站的干部，是他把杨梅苗送到了弄林村，并教会了当地村民如何栽培。“当年，就是张局让我们来送杨梅苗的，没想到过了15年，第二次来到弄林，我的身份已是这里的扶贫干部。”

    李明对弄林的这片杨梅林自是情深。弄林村现有杨梅1046亩，百分之六七十的村民有杨梅树，弄林村的致富路径是“远种果、近养殖”。这“吴越佳果”的杨梅在弄林种植的火龙果、百香果、芒果簇拥之下，俨然成了致富新秀。

    那天我们上弄林村，车行半道竟遇堵车。或许因疫情封闭太久，或许是个周末，似乎所有的望谟人来了弄林摘杨梅。步行的、开车的、骑着摩托的，个个满载而归。而路边摆杨梅摊的，农家乐里休闲的，让我仿佛来到夏至杨梅红的余姚二六市、三七市街头。

    我问了村民罗路佳，这里的杨梅行情如何？他说，贵州杨梅上市早，一上市能卖到40元每公斤，现在十多元每公斤。“我家里有60多棵杨梅树，今年收入8000元一点问题也没有。”此时的罗路佳，露出满足自得的笑容，他的调皮的小女儿还向我比划出“胜利”的手势。

    而李明对弄林杨梅的未来更有所期待。他说，这里的杨梅品质跟余姚老家的相比还有差距。一是天气干旱，杨梅没有经过雨水膨化，果实小了点，鲜度也差了一些。二是这里的种植户栽培方式还比较粗放，像矮化、疏果等技术并没有到位。

    怎么办？示范推广是第一位的。如今的弄林村建起了杨梅高效精品示范栽培园，推广各项技术。在宁波扶贫干部的策划下，望谟县已经办了两年的杨梅节。这些天，李明又在琢磨如何让望谟上品级的杨梅，打上余姚杨梅的品牌，“借船出海”。

    有关杨梅的“接力”没有尽头，脱贫的梦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我们在黔西南的这些天，正是望谟、晴隆两县进入脱贫“摘帽”倒计时之际。

    5月21日，我们刚到黔西南州，原本副州长田宾要来参加我们的行前会。后来行程有变，他去了普安县“挂牌督战”脱贫攻坚。

    晚上，他告诉我们，那天他走访了白沙乡的5个贫困户，其中2户让他印象深刻。铁厂村的谭化益，外出务工受伤致左腿高位截肢，并因受伤引起劳动纠纷，还在等待法院判决赔偿。另一户是红寨村红三组的柏瑞福家，儿子因车祸大脑严重受损，因为后续康复还需一大笔医疗费用，连给家里买一个冰箱的心愿，也迟迟不能实现。

    当天下午，田宾立即召集相关部门专题研究，提出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判决的赔偿数目尽可能考虑到受伤致残者的实际情况。而对于柏瑞福买个冰箱的心愿，田宾当即自掏腰包，让人代买了一个冰箱送到柏瑞福家中。

    说到此时，田宾有点动情：“在黔西南一些地方，由于基础比较薄弱，有时一些群众会因为生病、受伤陷入困境，但他们会第一时间得到各级政府的帮扶和救助。因此，我们的扶贫工作没有过去时，只有进行时。”

    对田宾来说，明年是他们这批挂职干部在黔西南的最后一年，2020年，这里脱贫奔小康的目标也将实现。但他们扶贫的接力，仍然没到最后交棒的时候。

    “人即使走了，我们也要探索长效扶贫机制，留下一支永不撤离的帮扶队。”田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