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华          

    一、创新基层管理，增强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力

    推行“十家牌法”与乡里制度的结合。“十家牌法”将十家编为一牌，登记家庭的详细信息。牌内十家互相监督，轮流负责收集信息，随后通知各家相互知晓，有可疑情况立即上报，一旦出现隐瞒不报的情况，事发后连同治罪。王阳明还着手恢复乡里制度，重申乡里的事务安排，赋予里长管理和教化的职责。通过“十家牌法”和乡里制度的结合，在基层社会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为儒家伦理道德在基层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增设县治，重建行政区划。王阳明认为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只能收一时之效，如果不立县治，只依靠地方疏松的管理，即便暂时剿灭动乱，盗贼还是会再聚集起来。因此，必须建立县治，将这些地方重新纳入国家行政力量的管理范围。王阳明奏请朝廷在南赣地区增设了和平县、平和县、崇义县（今广东省和平县、福建省平和县、江西省崇义县），把游离于国家统治之外的流民纳入管理，从而消除了基层动乱的生长空间，实现了动乱平复后安养百姓的目标。

    二、敦促教化，以淳厚基层社会风俗

    告谕百姓，进行道德规劝。告谕是古代官府对百姓进行信息展示、劝诫教导的通告。《王阳明全集》共收录告谕十余篇，多数是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对百姓进行规劝。初到南赣，他发布《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父老子弟》，要求百姓遵循儒家礼制和道德规范，通过平实的语言，向百姓传达了儒家伦理道德原则和人伦秩序规范，从而引导百姓树立良好的日常行为规范。针对当地巫蛊之术盛行、百姓在生老病死之事上迷信巫师祷告的现实，他劝告百姓生病的时候应该寻医问药，不要听信巫蛊之邪术。告谕还针对婚俗的细节进行规劝，要求嫁娶双方，根据自身财力准备嫁妆或聘礼。

    颁布《南赣乡约》，实现了从官方主导向民间自治力量的转化。正德十三年（1518年）十月，王阳明颁布《南赣乡约》。《南赣乡约》共有十六条，主要目的是在劝谕百姓的基础上，明确乡约内部的权利、义务规范，将儒家伦理道德具体化、平民化、制度化，从而更加行之有效地引导乡民的思想行为。王阳明一方面主张在基层治理中以儒家道德礼仪劝善改过，另一方面又采取强制措施对违逆者严加惩治，体现礼法刑政共治的特点，从德与法两个层面对社会建立起日常思想、行为和组织的规范，对稳定地方秩序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发展教育，启迪民智

    兴办社学，蒙以养正。社学是明代基层教育机构，针对童生开设。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阳明先后发布《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等多项文书督促南赣各地兴办社学。王阳明认为，教育的重心在于彰明人伦，儿童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蒙以养正”，即在启蒙时期培养儿童正直的品行，因此，社学教育的内容应围绕儒家提倡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展开。他主张在教育过程中鼓励儿童天性，培育童子学习兴趣，在教育方法上，提倡通过吟咏诗歌来激发志趣，学习礼仪来端正仪表，劝勉读书来开发心智。

    修建书院，兴讲学之风。王阳明一生致力于讲学布道，在龙场悟道后，实现了成圣路径由得君行道转向觉民行道的转变，在南赣新建了义泉、正蒙、富安、镇宁、龙池五个书院。王阳明认为学术不明是导致明代世风日下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把讲学作为传播圣学、改良社会风气的重要切入点。在王阳明的不懈努力下，书院讲学之风盛极一时，社会学术氛围日渐活跃。

    四、安抚民心，巩固百姓的政治认同

    仁爱亲民，体恤百姓。王阳明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将亲民、恤民放在首位。正德十四年（1519年），江西各地旱情严重，加上宁王之乱造成的破坏，百姓生活困苦至极。王阳明对饱受天灾人祸的百姓感同身受，他接连上疏请求缓征粮税，却终未能获得朝廷批准。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王阳明再次上疏，极力劝说皇帝减免税收。他详细罗列了请求免征缘由，并表示愿意承担罪责“待罪之至”，体现了他视人犹己、视国犹家的精神境界。正德十五年(1520年)，江西诸县发生水患，王阳明命令各地官员开仓济民，以缓解灾民燃眉之急。在《恤水灾牌》一文中，他再三要求各地官员爱民如子，给予百姓行实惠，不得敷衍搪塞，浪费钱财粮食而不救百姓之灾患。

    整顿吏治，安抚民心。王阳明在治理基层社会期间，深感基层官吏习气恶劣，他采取措施对吏治进行严厉整肃，以减少官吏的盘剥，给百姓带来切实好处。江西发生水患时，官员无视生民疾苦，“乘机窃发，惊扰地方”。王阳明发布禁约，对官员活动做出严格规定，告谕属地官员“务须轮念地方，痛恤民隐”。他要求各地大小官吏廉洁奉公，在处理军需的粮草和兵役时，要亲自编派任务，按照规定秉公处理，不得私下收受贿赂，不得扰乱百姓生活，“敢有抗违生事惊扰地方者，就便拿解赴官，治以军法”。王阳明的禁约切中基层吏治的要害，严厉督促基层官吏体恤百姓，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基层官吏的作风，提升了基层行政效率。

    （作者单位：市王阳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