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伟           

    一、以“德主刑辅”推进“礼法合治”，融合了中国古代治理思想的两大要素

    “礼”与“法”是稳定社会秩序、推动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维度的规范形式，“礼”主要依靠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区别，要求人们的行为规范符合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并运用道德教化的方式使人们遵守。在春秋战国时期，礼法一体论是主要的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治理思想上极力推崇礼治。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整个治理思想大厦的基石。法家思想则以人性恶为理论基础，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提出要用法、术、势等手段进行国家治理。

    王阳明深受儒家治理思想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他吸收了儒家传统的仁政爱民、礼乐教化、德主刑辅等治理思想；在实践方面，他借鉴了传统的家族宗法、长老权威、乡里组织等乡村治理手段。既尊崇儒家的德礼之治与仁爱之治，也吸收了法家的法因时变与赏罚必信。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手段缺乏威慑力。因此，为了维护德治和社会秩序，必须借助一定的强制手段作为辅助。王阳明将道德教化和刑罚手段结合起来，用刑罚作为德治的必要补充，从而抑制人性之恶，发扬人性之善。在维护封建礼制的同时，强调封建法制，推崇“礼义教化优于刑罚”，同时主张赏罚分明以奖功振威。礼与法相辅相成，“礼法合治”的治理思想在王阳明的治理实践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

    二、从“知先行后”转变为“知行合一”，提出了基层治理的要求

    程朱理学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通过格物致知，向外求理，主张用外在的规范、制度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倡“知先行后”，认为只有先知晓事物的当然之则，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同时将“人欲”和“天理”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在实行初期，巩固了封建君主的统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场风气的日益颓废和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明朝士大夫群体表面上满口“仁义道德”，暗地里“男盗女娼”，肆意败坏伦理纲常，贪婪腐败，横征暴敛现象频频出现，程朱理学面临的理论困境与现实问题就凸显了出来，程朱理学已经名存实亡，不可能担当“治心”的历史使命。

    王阳明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知行关系被割裂，“知先行后”并不能真正“致良知”，只有将外在的规范与内在的道德修养结合起来，知行合一才能落实良知、实现善治。个体除了在“知”的层面上知荣辱、是非、善恶外，还必须在“行”的层面上，行善去恶，做到“知行合一”。“知行合一”主要包括知不离行与行不离知两方面的内容。知不离行指知不应停留在表面，必须付诸实践，方为真知，“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行不离知指人的行为要依赖内心“良知”而进行，强调了“良知”在人的行为活动中的重要性。“知”与“行”相互依赖、缺一不可。在“知行合一”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对“良知”认识基础上化为行善去恶的具体行动，发扬道德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那么正义、公平、良善的社会也终会出现。

    三、以“觉民行道”达到“万物一体”，拓展了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道”是士大夫群体的最高追求，他们致力于研究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的有效路径，提出“行道必须得君”，也就是说要建设一个理想社会的根源在于“君”，通过自上而下的治理实现理想社会。但明代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士人精神整体坠落，明代的君主不但没有尊重知识分子，还对其怀有很大的戒备之心，甚至用严苛的刑罚对待知识分子，“得君行道”显然不适用于当时的情况。

    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提出“心外无理”“致良知”等思想，在哲学层面上论证了“觉民行道”的可能性。在实践层面上，提出上中下三条路线共同构建理想社会。上行路线指的是通过“正君心”为政以德、安民以礼。君主作为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特殊角色，其存在有其必然性，要实现理想社会，需要君主修身立德遵从儒家仁政德治传统，秉持亲民爱民的原则。中行路线指的是通过兴办书院、社学等，以儒家道德伦理和良知理论教化民众，帮助人们“致良知”，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而且是先天具备的，蕴藏在人们的心中。而社会中总有一些人实施恶行，在王阳明看来，造成恶行原因就在于那些人的“良知”被私欲所遮蔽，不能循“良知”而行动。因此，人们需要“学以去其昏蔽”，只要人人可以觉察“良知”，通过道德修养“致良知”，那么人人皆可成为圣人，社会也将达到“万物一体”理想社会。下行路线是王阳明从制度和礼法的角度实施的具体方法，如通过制定乡约制度、十家牌法、保甲法等规约民众和治理流贼，极大地改善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