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堤晚晴 岑其 绘

    张登贵

    庚子清明日，我女儿接到噩耗：“小朱叔叔走了。”

    2020年4月4日上午9时16分，宁波日报社原总编辑朱利民，因病抢救无效去世。

    病逝前一天，即4月3日中午，接到他夫人小宋的电话，她哽咽着对我说，“医生说，他不知道能不能过得了今天……”我当即打车赶到李惠利医院。

    只见他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艰难地喘着气。床头边的监视屏显示，脉动每分钟142。我走近床边，拉下口罩，让他能认出我。他看到我了，睁大了双眼，伸出右手，先指了指胸口，接着又摆摆手。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因为家人已经跟我说过，前两天做CT，说他是心肺衰竭。看着他痛苦与无助的样子，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认识朱利民，是上世纪70年代。那时，我已在宁波军分区政治部工作了六七年，算是老干事了。有一天听说，楼下的宣传科来了位年轻人，叫朱利民。

    本来，我在组织科，他在宣传科；我在楼上办公，他在楼下办公；我的工作是党委秘书，他是新闻干事，我俩的交际机会并不多。但是，慢慢地看到他写的一些新闻，还有发在军内报纸上的小诗，觉得挺有才气。偶尔交谈几句，又感到我俩还挺投缘……就这样，相差10岁的两代军人，接触多了起来。

    我家离军分区很近，转业之后，他仍经常给我送电影票。军分区礼堂隔三差五会放电影。我的两个女儿到了想看电影的年龄，小朱叔叔上门，就知道晚上有电影看了。

    当然，他送完电影票，也会小坐一会，我俩聊一些各自的事。

    有一次他跟我说，准备参加军队内部组织的自学考试。因为“文革”的原因，他没有读完初中，却有一个可爱的癖好——看书。他家里最多的财产，可能要数书了。改革开放之后，除了恢复高考，还陆续开设了方便在职人员学习的电大、业大、自大……我因为被征兵中断了高中学习，也一直有个大学梦。于是稍后一些时间，也参加了浙江省举办的自学考试。我们选的是同一个专业——汉语言文学。他是因为喜欢，我是为了补充。在军地机关，公文、报告写多了，词汇量明显不足。他的自考很顺利，获得大专文凭之后，又参加了本科的自考。我因为调到报社了，业余时间少了点，本科就没再继续。

    我调报社的事，事前与几位朋友商量过，他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是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主持工作的党办副主任，有两家单位想调我去当办公室主任。听说要去报社做评论编辑，大多数比我年长的朋友都反对。说出来的理由是，做评论工作政治风险太大，内心可能还有职务上的考量。只有他表示赞成。或许因为他也喜欢新闻工作，或许他对职务什么的并不看重。

    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小朱叔叔”也要转业了，他跟我说，想到报社工作。他在部队，先当新闻干事，后当宣传科长，转业前是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从事过新闻宣传工作，到报社应该也算专业对口。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宁波市委宣传部要走了，成了宣传部的办公室主任。又因为给领导写了几次报告，被认为水平不错，文笔也好，就调到了市委办公厅，先当主任助理，后做副主任。

    此时，他做新闻的心还没有死，依然想来报社。可是，领导却把他调到市委政策研究室当主任，兼任市委副秘书长。至此，他总算死心了，准备在这个位子上“好好干到退休”。

    可是，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几年后，报社的总编辑岗位出现空缺，领导想起他曾要求去报社的事，就让他到宁波日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就以这样的因缘，夙愿得偿。

    他生性平和，工作了四五十年，从未听说和谁有过纠葛。但也并不随便。对新闻评论工作，他做出的两个决定，我记忆犹新。一是增加《宁波日报》评论专版。原来每周一期，我提出每天一期（每期半版），也就是一周五期，他只同意增加到每周三期。二是“逼”我在时评版上开专栏。那是2005年，我行将退休，怕坚持不了。第一次跟我说，我没答应；第二次跟我说，我还是没答应；第三次又说了，觉得再不答应就不好了，才于当年3月在时评版开出了个人专栏，名为“张弓慢评”。这两件事，在当时浙江的省、市党报上，都无先例，对扩大宁波日报评论在全省的影响，起了不小作用。

    遗憾的是，就在此后不久，他生病去上海一家医院治疗，做了换肝手术。以后的14年时间里，虽然一直艰难地与疾病抗争，但聊起来，他总是很乐观，从未听到过有什么泄气和抱怨的话。

    他的性格上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尽量不麻烦别人，有什么事总是自己扛着，连临近病危的最后一次住院，他都不让家里人告诉报社。

    人总是要走的。让人难受的是，他才68岁。

    在朱利民逝世百日之际，作为他的战友和同事，写下这些，以为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