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牌唱机与张国荣的唱片

香港产8080收录二用机

    1982年，我家有了一台电唱机和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带落地音响，这是父亲的音乐时代，在当时占尽风头。电唱机颇有来历，是村里一位教书先生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由于遭到他老婆的竭力反对，说这东西不抗饥不保暖，有什么用？无奈，只得贱卖。父亲捡漏般买了回来。

    1985年，我家有了一台三洋牌单卡录音机，是两个哥哥攒了两个暑期的临工钱换来的。哥哥穿上喇叭裤、花格衬衫，戴上太阳镜，斜提录音机，这是当年打开时尚的方式。

    录音机从最初的单卡发展到双卡，从单声道发展到四声道。有了录音机，没有磁带怎么办？一开始有“路子”的人不知从哪儿搞到一盒带子。只要第一个人有了，就可以不断翻录在空白磁带上。两台录音机同时揿了按钮，一个按录，一个按放。经过多次录音，即便播放中夹杂着走路声、说话声，人们还是听得如痴如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城突然有了音像店，一家、两家、三家，分别占领不同的阵地。店里整天播放着流行歌曲，《阿里巴巴》《猛士的士高》《路灯下的小姑娘》，音量大到路面发颤。谁音量大，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随身听。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用过多种品牌的随身听，索尼、东芝、爱华。骑着自行车，腰里别上随身听，耳机往耳朵上一挂，外面的世界便与我无关了。这时，还出现了露天卡拉OK，配有18英寸彩电、录像机、话筒、简单的功放（有的没有），可以让人一展歌喉，点唱每首歌的价格一元至二元不等。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青春像苹果一样，挂在树上，让人眼馋。成熟一些的小伙子，他们唱着“我看到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中，不再有往日颜色”。

    后来又有了VCD和CD。汽车里装CD机成了时髦，开着车，听着歌，连风都是浪漫的。卡拉OK也有了专门的包厢，唱得好与坏，只有朋友们才听得到。渐渐地，卡拉OK也成了社交的一种方式，生日、乔迁、上大学等喜事，都可以借歌抒情。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需轻点鼠标，打包下载，歌曲的各种版本应有尽有，用手机随时可以听。汽车上听歌也越来越省事，动动口，告诉SIRI，想听哪首是哪首。歌迷们甚至还可以在新浪微博的“超话”上，为喜欢的歌手打榜。

    每个年代有不同的音乐故事，但爱乐的心是相通的。

    （陈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