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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牌唱机与张国荣的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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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产8080收录二用机 |
1982年,我家有了一台电唱机和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带落地音响,这是父亲的音乐时代,在当时占尽风头。电唱机颇有来历,是村里一位教书先生托人从上海带来的,由于遭到他老婆的竭力反对,说这东西不抗饥不保暖,有什么用?无奈,只得贱卖。父亲捡漏般买了回来。 1985年,我家有了一台三洋牌单卡录音机,是两个哥哥攒了两个暑期的临工钱换来的。哥哥穿上喇叭裤、花格衬衫,戴上太阳镜,斜提录音机,这是当年打开时尚的方式。 录音机从最初的单卡发展到双卡,从单声道发展到四声道。有了录音机,没有磁带怎么办?一开始有“路子”的人不知从哪儿搞到一盒带子。只要第一个人有了,就可以不断翻录在空白磁带上。两台录音机同时揿了按钮,一个按录,一个按放。经过多次录音,即便播放中夹杂着走路声、说话声,人们还是听得如痴如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小城突然有了音像店,一家、两家、三家,分别占领不同的阵地。店里整天播放着流行歌曲,《阿里巴巴》《猛士的士高》《路灯下的小姑娘》,音量大到路面发颤。谁音量大,谁就掌握了话语权。 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随身听。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我用过多种品牌的随身听,索尼、东芝、爱华。骑着自行车,腰里别上随身听,耳机往耳朵上一挂,外面的世界便与我无关了。这时,还出现了露天卡拉OK,配有18英寸彩电、录像机、话筒、简单的功放(有的没有),可以让人一展歌喉,点唱每首歌的价格一元至二元不等。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们唱着“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青春像苹果一样,挂在树上,让人眼馋。成熟一些的小伙子,他们唱着“我看到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中,不再有往日颜色”。 后来又有了VCD和CD。汽车里装CD机成了时髦,开着车,听着歌,连风都是浪漫的。卡拉OK也有了专门的包厢,唱得好与坏,只有朋友们才听得到。渐渐地,卡拉OK也成了社交的一种方式,生日、乔迁、上大学等喜事,都可以借歌抒情。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需轻点鼠标,打包下载,歌曲的各种版本应有尽有,用手机随时可以听。汽车上听歌也越来越省事,动动口,告诉SIRI,想听哪首是哪首。歌迷们甚至还可以在新浪微博的“超话”上,为喜欢的歌手打榜。 每个年代有不同的音乐故事,但爱乐的心是相通的。 (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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