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日前，江西高院再审张玉环故意杀人案，最终认定“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玉环无罪。张玉环希望司法机关追究刑讯逼供人员的刑事责任，避免他的遭遇再次重演。

    一万个公正审理的案件，也抵不过一起冤案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应让自己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因为你办的不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司法终身责任制”语境下，追责是必然。

    刑讯逼供是造成冤案的一大毒瘤。佩特罗的著作《冤案何以发生》通过对冤案进行调查统计，发现冤案中50％的案件存在执法人员的不当行为。这些案件基本上可以排除所谓的“经济利益驱动”，那么诱使他们使用刑讯的“利益”是什么呢？为什么刑讯逼供一直被谴责却屡禁不绝呢？原因是他们把“真像”当成了“真相”。

    “重证据轻口供”的刑事政策多年前就有，这些冤案大多也并不是仅凭一纸口供定案，而是还有“证据链条”上的其他证据，比如鉴定。当某些证据、鉴定均指向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往往会让警察更相信嫌疑人不交代只是“嘴硬”，再加上历史上一些不正当的观念比如“命案必破”，和司法体制中一些绩效考核要求比如“限期破案”的引导，以及社会公众对重大舆情案件关注的压力，促使刑侦人员急于撬开犯罪嫌疑人的嘴巴。

    真相，作为一种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从未改变，但人们所能发现的只能是通过刑事证据、被害人陈述、被告人口供等链条串起的“真像”。在追究刑讯逼供人员责任的同时，必须正视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我们发现真相的能力。每一个案子都是别人的人生，但那些参与案件的承办人，又何尝不是以自己的人生作抵押。

    刑事侦查只是刑事诉讼其中的一环，那么后面的诉讼程序可以当好“真相”的守门人吗？老实说，很难。连法庭科学、刑侦技术都找不到的“真相”，靠一帮人在法庭上的言语诉辩就可以让真相大白，显然太天真。不管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都大量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

    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要在“不冤枉一个好人”还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之间作出抉择，案件承办人需经历认定迷惘和痛苦心路，更受当时的刑事政策与司法环境的影响。当初张玉环案审判人员并非没有发现证据的疑点，否则在“一案两命”的情况下不可能只是作出死缓判决。

    与其他出现新事实、新证据的冤案不同，张玉环案能够翻案，完全是“疑罪从无”的刑法原则得以贯彻，“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具体落实的结果。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可以以儆效尤，但必须注意到，从根本上防范冤假错案，我们每一个人才是改变体制的最佳力量，才是主角。

    不能怀着猎奇的心理去看待刑事案件，不要动不动就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搞舆情审判，对有些案件不能及时侦破应有客观的认识，让“真相”飞一会儿，不要让“真像”蒙蔽了双眼。正如《冤案何以发生》里的那句话——“我们最终决定了服务于我们的司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