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行街。（朱晨凯 摄）

◀三江口的“三江送别”雕像。（图片由作者提供）

天一广场里的药皇殿。（朱晨凯 摄）

    在宁波三江口广场上矗立着一组雕像，雕像中的几个人都背着行囊，准备离家上路，老母和妻儿依依相送。这组雕像的名字叫“三江送别”，反映了近代宁波人外出闯荡的历史。

    何 静 

    一

    史料记载：北京在明洪武初年，人口不过数万，近200年后，在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已增至百万。加上皇宫消费，北京已成为庞大的消费市场。元、明、清时期的北京，逐渐成为运河区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大批官私工商业及其他各种手工业等蓬勃兴起，人口迅速增加，嗅出商机的宁波人相继到北京发展。

    药业在宁波有着悠久的历史。明天启年间，宁波药材商聚集于城区药行街，同乡同行的宁波商帮互相沟通支持，使宁波药业成为全国药业的领头羊。明末清初，宁波的药材商人已遍布全国各地。他们深入名山大川，收购各种土产药材，在各主要药材产区，都设有坐庄，从事收购。南至黔滇，西到甘肃，北至长白山下，都有宁波药材商的活动。如今还保留在天一广场的药皇殿（1708年），当年是作为近代宁波南北药材流通、名医坐堂、同业聚会议事场所，即是宁波中药业兴旺发达的历史见证。

    宁波商人经营药业的悠久传统和迅猛的发展势头，体现在明代北京的药行会馆是由宁波药业商人创建的，并冠之以“鄞县”之名。在明清经营药业的商人以来自鄞县和慈溪两地居多，他们在京城经销药材，创办药行，最为著名的有慈溪乐氏、童氏、董氏及叶氏、杜氏等家族。随着宁波在北京从事药业的商人增多，于明天启、崇祯年间（1621年-1628年），设立了药业行业会馆，命名为“鄞县会馆”。可见当时宁波中医中药业在北京的实力与地位。

    商人会馆是一种同乡商人组织，其功能主要是通过同乡聚会、祭神以及各种公益活动，联络感情，促进互助，排忧解难，增强对外帮商人的竞争能力。据立于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四明会馆碑记》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末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建立会馆，在封建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和人口流动量增加的产物。鄞县会馆是史料记载中最早出现的宁波同乡组织，和稍后由慈溪成衣匠于清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在北京设立的浙慈会馆，一同被公认为是宁波商帮初始形成的重要标志。

    而且它在明代即已组成垄断性的行业会馆，相比较早在苏州建立的宁波同乡会馆（1700年），北京的鄞县会馆早了半个多世纪。宁波人最多的上海于1797年开始建筑公所，1805年竣工，命名为“四明公所”。从时间上看，比北京的鄞县会馆也晚了150多年。从药行街走出的宁波药材商，就这样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宁波帮”。

    二

    在北京，药材业最具代表的是同仁堂中药铺。根据同仁堂乐氏宗谱，宁波乐家二十六世祖乐良才是永乐年间从宁波慈北乐家畈（今慈溪掌起镇鹤凤村）到北京落户的。他当时只是走街串巷行医卖药的郎中，几代人下来，乐家不仅变成了老北京，而且成了享誉四九城的名医。

    乐家到了曾孙乐显扬，凭借着祖传医术和自己的悟性当上了朝廷的太医院吏目，结束了几代游医的生涯。秉性诚朴的乐显扬并没有靠着太医院混入仕途，他在太医院任吏目时积累了大量的宫廷秘方，还通过丰富的实践，掌握了许多独到的配方和炮制方法。康熙八年（1669年），阅尽千帆的乐显扬开设了一间药室，请人刻了“同仁堂”牌匾。乐显扬被认为是同仁堂的肇始之祖。

    老北京过去有句顺口溜儿：“看玩意儿上天桥，买东西到大栅栏。”大栅栏兴起于元代，建立于明朝，是老北京著名的商业街，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乐显扬的三儿子乐凤鸣继承父业，在大栅栏开设了同仁堂药铺。在许多老北京人眼里，同仁堂的命脉就在这个“仁”字上。自打同仁堂创立，便在工艺上遵循“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在制作上精益求精，在选料上货真价实，从不卖假药、次药。上至皇亲贵胄下到黎民百姓，有口皆碑。如乌鸡白凤丸只选纯种乌鸡，白芍用杭白芍，黄芩用条黄芩，蜂蜜用河北兴隆蜂蜜。

    1887年，同仁堂传到乐孟繁这一代。一次，乐孟繁派人到兴隆采购蜂蜜，回京途中因河水上涨，几桶蜂蜜掉进了河里。乐孟繁发现蜂蜜桶进水后，果断地让采购员重新采购。他说:“同仁堂选料上乘，是祖上传下来的，不能在我们这一辈砸了牌子。”虽然多花了钱，又多花了时间，但保证了药的质量。

    三

    在封建皇权社会，哪家药店被选上供奉御药，就标志着哪家药店实力最雄厚，信誉最可靠。1723年，清朝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供奉清宫御药房。其后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八代皇帝，总计独办官药188年。自制名药有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乌鸡白凤丸等。

    听老北京人讲，同仁堂原先的店铺门面临街是个下洼门，进店得下几步台阶。病人来求医问药，心境沉重，走入药店，如每况愈下；但从药店买了药品，出门步步向上，走到灿烂、兴旺的大栅栏街上，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建筑心理学的原理，简单朴素地运用到了同仁堂的建筑上。古代的人也许不明白什么是“品牌”，他们心目中的商业信誉，完全凝聚在高悬于店铺门面之上的那块牌匾里，生意人把它看得比命都金贵。

    历代同仁堂人始终恪守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药德，这句话铭刻进了每个同仁堂人的骨子里，支撑着这家老药铺经历了一次次的天灾人祸和战乱滋扰，在风风雨雨中绵延了300多个春秋。

    上个世纪50年代，同仁堂从药库里清理出一批清朝末年生产的苏合香丸和再造丸，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打开蜡壳看到的药丸色泽依然如初，药香依然浓郁。同仁堂的子孙就是凭着这份踏实和耐性一代代经营着这家老字号，不坑人，不害人。

    清代在北京与同仁堂齐名的宁波药铺还有很多。如“育宁堂”也开在大栅栏，而且也供奉过御药房。“乾元堂”“千芝堂”“鹤年堂”等明朝就有的名店，也都是宁波人所开。这些老字号企业之所以经久不衰，饮誉中华，靠的就是质量和特色以及优质的服务。几百年来，这些最早出现的宁波药材商，也把至实无妄的诚信品德注入宁波商帮的血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