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房间还在，床铺依旧，但母亲的小旅馆早已歇业了。这不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无力经营，而是小旅馆很久没有了生意。面对空房间，母亲倒是十分坦然，因为她知道，并不是自己经营无方，只因这社会变化实在太快了。

    母亲的小旅馆是上世纪80年代末开的。当时，我家造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楼房，这是我们村第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曾引来满村的羡慕。楼房前后两进，二楼和三楼共8个房间，总面积300多平方米，它在小山村里“鹤立鸡群”，似乎可称为豪宅了。村里人说，这么多房间，你们一家4口人，空出来的房间可以开旅馆了。的确，我们的房子紧靠县道，可以说是“街面房”，离乡政府办公地只有一步之遥，也算是热闹地带。母亲刚从村办企业下岗，听后就心动了，于是申请了营业执照，添置了床铺，小旅馆就开业了。母亲说，“我要用心服务，让每位住宿的人都满意。”小旅馆就取名为“满意”。

    小旅馆最初的生意还算过得去，虽说不上兴隆，但时不时有客人来投宿。集经理、服务员于一身的母亲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过得很充实。现在回想起来，有客来住宿的最大原因是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我们村位于四明山腹地，离城区40多公里，离最近的集镇也有18公里，班车一天只有上下午各一班，一旦错过，就必须要等到第二天。我们村又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上级部门常派人来乡里指导工作，那时公车极少，城里的干部基本上坐班车下乡，因此他们常常要住宿，而全村只有母亲开的这家小旅馆。市政府、区公所的干部就成了母亲小旅馆的主要客源。另一拨客源是那些走村串巷的货郎，他们挑着担，赚着鸡毛兑糖之类的辛苦钿，走累了，就到小旅馆宿上一宵。母亲心平，住宿费不贵，他们也非常乐意住。

    母亲把旅客当作自己的亲人，尽管住宿条件简单，但每一位住过的人，都感觉有家的温馨。母亲性格开朗，服务又热情，住宿的人很愿意和母亲拉家常，因此母亲结交了不少朋友，有些还是市级机关的干部，市文化局的姚科长就是其中一位。当时，市文化局是我们乡的帮扶结对单位，市里有什么重大专项活动，市文化局就会派人驻扎在乡政府指导工作，派来的人晚上自然就住在母亲的小旅馆。记得姚科长来是因为那年全市搞“基本路线教育”，她作为上级指导组组长来乡里督察工作。她是一个和善的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年龄长母亲几岁，就把母亲当作了自己的小阿妹。我母亲呢，很喜欢听姚科长讲“国家大事”，也常送她一些自家种的南瓜、花生、茄子。得知我母亲爱看戏文，姚科长还曾邀请母亲去城里看了一场戏。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市机关工作，有时路上碰到姚科长，她会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其中第一句话必定是：你老娘现在身体好伐？

    母亲前后开了10多年旅馆，给她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位陈姓货郎。那是1993年初冬的一个深夜，这位陈姓货郎敲门来投宿，母亲把他迎进门的时候，他脸色发白，看上去十分憔悴。原来，他是台州人，第一次来我们山乡，人生地不熟，走了一天的山路，还没吃上一口饭。母亲听后，马上给他煮了一大碗面条，然后又给他安排好房间。第二天，陈姓货郎很迟才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支吾吾、一脸愧色地问我母亲：房费能欠吗？母亲知道货郎出门不易，遇到困难了，点点头说：“当然能了，反正是自家的房子，你不付也没关系的。”没想到的是，次年正月初二，这位陈姓货郎竟带了两瓶好酒和一条好烟以拜岁的形式，上门致谢。他对我母亲说：“那一夜如果没有你的一碗面条，我估计要饿死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话说得母亲脸都红了：“介小事体，你不必放在心上的。”再后来就是去年，这位陈姓货郎的儿子结婚，他特意派人开车来接我的父亲和母亲去台州参加婚礼。也正是这件事，母亲常常教育我们：一个人力所能及做点积德的事，肯定会有好报的。

    2003年春天一过，母亲的小旅馆开始由盛转衰，这一年春后，因行政区划调整，我们乡被撤并了，乡政府不复存在，原来的乡干部分流到了其他乡镇，上级指导工作的干部也就不来我们村了，小旅馆由此失去了最主要的客源。但小旅馆开不下去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山区交通越来越便捷以及私家车的不断涌现。进山的公路拓宽了，砂石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城乡公交班次大大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私家车，到城区不到一小时。即使没有私家车，或赶不上公交车，打开手机，叫辆“滴滴”，方便得很。谁还在意设施那么简陋的小旅馆呢？

    小旅馆的生意是没了，但母亲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好，尽管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但更多的还是欣喜。因此有人建议母亲把小旅馆改造成民宿，说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新鲜，民宿生意肯定不会差，母亲听后只是笑笑：算了，自己年纪大了，该享清福了。不过，后来村里有户人家择溪边一个空旷地，开了家民宿，四周青山绿水，一派鸟语花香，母亲特意去参观了一下，一个劲地说：好！

    母亲的小旅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光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