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家渡村一角

祝家渡桥

    方其军 文/摄

    余姚市三七市镇祝家渡村在许多乡村中并不特别醒目，之所以会关注和谈论祝家渡，主要是因为其位于运河畔。

    祝家渡所靠近的那段浙东运河名为“慈江”。依水利上的定位，慈江是余姚母亲河姚江的支流。慈江相对于姚江而称为后江，姚江相对于慈江而称为前江。时至今日，慈江的名分里有了一个世界级头衔。2014年7月，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慈江作为中国大运河的组成部分，自然同享盛誉。据河姆渡镇乡土研究者赵伟伦考证，慈江一段约2.5公里的河段，由南宋丞相吴潜于宝祐五年（1257年）买民田开挖而成。

    运河与自然河道的最大区别，应是所流经的区域必定盛放人间烟火。诚然，自然河道也流经乡村、集镇、城邦，比如姚江，款款贯通余姚城中，滋养千年文脉。那是先有河流，然后有人群集聚。但，自然河道更多奔涌于莽原，远离人们的目光。运河则是因人而生，根据人的意愿被规划。

    就像如今要打通断头路，古代运河一路“开疆拓土”，在县与县、省与省间网罗，完成一个个“数个时辰”或“数个昼夜”的交通圈。运河从蒸着麦粟的华北流到煮着米饭的江南，那一缕缕炊烟婀娜的是中华文明的同一种呼吸。大运河承载着中国人的共同命运，命运不可假设，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好在，运河带来的多是幸运。比如到过余姚的两位大诗人王安石、陆游，给余姚境内的运河留下了动人诗篇。

    祝家渡村，如此一个不起眼的村庄，却是清代大诗人、《随园诗话》作者袁枚的祖居地。清晨，我自余姚出发，在余姚市三七市镇一带游走，寻访袁枚的祖居气息。早先这一带隶属慈溪县，县衙在如今属江北区的慈城。清光绪《慈溪县志》卷五十六“谈文”记载：“吾乡近代两诗人，俱侨居省垣，占籍钱塘。一袁枚，一厉鹗。枚祖居西乡竺渡。”袁枚《诗集》第三十六卷中的《到西湖住七日即渡江游四明山赴克太守之招》云：“路过慈溪水竹村，祠堂一拜最销魂。不图刘阮归来早，已见人间七世孙。”原著中，在“祠堂一拜最消魂”一句后有注：“五代祖察院槐眉公有祠堂，余入翰林、香亭成进士匾额俱存。八十年来，从未一到。”同卷还有诗《再送香亭之广东》九首，其中第四首里有句“今春过祠堂，尔我两匾额”，句后有注——“祠堂在慈溪祝家渡”。

    据光绪《慈溪县志》载：“祝家渡在慈溪县西三十五里。”显然，袁枚宗族所在的祝家渡，就是如今已划入余姚地界的三七市镇祝家渡村。在现代民居为主构成的村落里，不经意间尚能遇见有些颓废的古旧建筑。那些素净的青砖黛瓦，证明着大运河畔数百年前中国民间的富裕殷实，浮现着乡间传统人士性情的通达、自信与内敛。屋舍内外的地面上，石板平整方正，但因岁月深沉，有的已凹陷或碎裂。我不知道，这里的第一任屋主是谁？墙根能见老屋主刻有姓氏的标记，只是已然斑驳。

    在祝家渡，于今比较出名的，是一座建于1966年的钢索自锚式吊桥，名为祝家渡铁桥。运河流经不计其数的桥梁，比如余杭塘栖广济桥、杭州老城北端拱宸桥，到了这里，却是遇到了一座铁桥。祝家渡铁桥南北横跨慈江，跨径一孔48米，另两孔各24米，桥全长100米。不仅供当地人日常通行，还是夏夜纳凉谈家常的好去处。由此，铁桥随同炊烟与江水，成为当地外出人士的乡愁符号。

    我采撷一叶芭蕉遮雨，试图沿着慈江回家。我站在慈江岸，已不见袁枚省亲的船只，只有沉沉的流水不息。沿着慈江可以找着姚江，沿着姚江可以回到余姚城区，那就沿岸溯流吧。

    沿着江岸行走，雨水终究浇湿了我的衣衫，野草在我的手背留下吻痕。望着倒映百姓灯火又被雨水揉碎的江面，我不由感怀生命个体在苍茫时空中的跌跌撞撞，以及无数的跌跌撞撞集聚形成群体辉煌的壮丽史诗。大运河记载生如蝼蚁的艰辛与激越，也呈示伟岸国度的豪迈与高歌。

    在雨夜的慈江岸，我不知走了多久。打开手机地图，我想看看已走到沿岸的哪一个地点。地图上，那湛蓝的线条把我迷住了。我把地图比例一再调小，中国版图就呈现在眼前，就像在天宇俯瞰华夏。中国大运河自北向南蜿蜒绵长，犹如经脉，为无数的城市和村庄供输血液，包括氧气与营养，生生不息。

    我曾在一首诗里写道：“北方，是南方人的神灯/亮在历史的字里行间。”大运河就护送着一代代南方人直抵京城，起飞梦想。我又想到美国诗人庞德在《诗章》中曾提及中国大运河，其中一句印象深刻：“这条河静静地流向Ten shi，虽然老国王建造运河是为取乐。”Ten shi，原文如此，从字句分析应是地名，但无从考证。

    对不上号的地名，恰好提供无数解读的出口。或许，祝家渡就是其中一个“Ten sh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