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人类以个体存在，在群体中生存，故而人类生活有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区别。在公共生活中，人类的目标是活力，以让群体生生不息，社会欣欣向荣；在私人生活中，人类追求的是安定康宁，以让个体摆脱焦虑，得享尊严。在公共生活领域，游戏规则和边界要明确清晰，运作过程要透明，不能神神秘秘，少数人暗箱操弄；在私人生活领域，行为要有所隐讳，不能“一丝不挂”，毫无隐私。

    这就是“公要明，私要隐”。公开透明成为政治文明的标尺，为私而隐则是衡量社会文明的重要尺度。

    据学者研究，“隐私”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三千多年前，当时的意思是用衣服，把人的私处隐藏起来。笔者认为，与衣服的“遮羞”作用一样，七千年前人类在河姆渡盖棚搭屋，也有遮蔽家庭及其成员隐私的功能，保护家人的生活安宁。西谚所谓家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方，既为保护私有财产，也为确保隐私。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也含有隐私保护之意。

    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真正享有隐私权利的只是少数人群。比如，孔子在编纂删定《春秋》时，就定下了“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的原则。他认为，那些长者和有身份地位的人，丰功伟绩可以大讲特讲，而他们干过的不太体面的事和坏事则应该隐讳。孔子还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臣为君隐”作为正直之人的道德要求与品格内涵，并把它上升到“礼”这样一种制度文明的高度。

    真正把隐私作为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把私隐作为全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则是社会文明尤其是法律文明发展到当代的产物。

    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第一款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也就是说，自然人私人的事情，比如我们的身体、身份、名誉、肖像、个人收入、个人经历、与他人权益、与公共利益等无关的行为等，如果没有被自行公开或者合法公开的，都处于法律的保护之下。《民法典》第1032条第二款将隐私界定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这表明，《民法典》规定的隐私权，保护的是自然人，也就是包括我和你在内的所有普通人的隐私。

    法为私隐，是因为人无隐私不立。如果没有私隐，人就会丧失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做或不做某事的自由。试想，如果你知道你的房间被别人监控，你会穿着内衣或者说赤身裸体走来走去吗？一旦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别人知道，你肯定会“规范”自己的行为，把个性伪装起来，把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整齐划一。

    另一方面，私隐更有现实的需要。1890年，美国学者指出：“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人们也对公共场合更为敏感，独处与隐私之于人更是必不可少。但如今的新闻报刊和各类发明，侵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和困扰，较之纯粹身体上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10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在某些方面还在恶化。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监控手段的升级和滥用，让人们普遍处于无遮挡的暴露状态。不要说明星、名人等公众人物，我们普通人都难有私人生活的安宁。比如，在笔者写这篇短文的两个小时里，推销骚扰电话就来了三四个。

    隐私是一种边界设定，私隐是一种行为设定。我们需要为私而隐，这不是为了隐瞒错误，而是要确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格边界。有了这个边界，我们才有作为人的尊严，才有私人生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