彦 之 

    夜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老师的杂文集《考古的另一面》，颇觉有趣。其中的一篇《海塘》，开头这样写：“在我的家乡有两种人，一种是城里人，一种是乡下人。我属于后者。乡下人又有两种，一种是山头人，一种是海边人。我属于后者。乡下人羡慕城里人，山头人看不起海边人。农业社会里，山头人除了庄稼，还有地瓜，衣食无虞，不像海边人，‘天晴无水饮，落雨无路行’。晚清民国时候，有女嫁到海边乡下，会让人家笑话。”这段描述，像极了我的家乡。郑老师老家在台州玉环的海岛，过去那里也晒海盐，也筑海塘，与我的老家慈溪庵东镇大同小异。

    在慈溪，庵东人属于海边人，方言称为“海里头人”。而庵东人又可以分两种，地理上以七塘为界，七塘以南，算镇上人。七塘以北，算乡下人。家父母各自所在的村，都位于七塘以北，所以不管从哪论，我都是彻头彻尾的乡下人。在“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改革前，区分镇上人还是乡下人的主要依据是看户口。居民户口就是镇上人，吃商品粮。农民户口就是乡下人，得自己在土里刨吃的。一个远房表弟以前对我说，他爸很早就为他办好了镇上的居民户口。说这话时他眼里有光，掩盖不住那种难以名状的自豪感，仿佛拥有居民户口，身价就高人一等。我倒是一直拿农民户口，也没觉得有什么抬不起头来的。上大学时，有机会迁户口，但我的户口没有动，因为一来学校未做强制要求，二来家人认为有农民户口就意味着有地，留着好。其实，直到进宁波市区工作、必须转为居民户口之前，我始终是农民的身份。当然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从未在自己名下的一亩三分地里干过活。然后，悄无声息地，就失去了老家的土地。

    整个中学时代，我都在慈溪城区上学，突然面对的是从全慈溪东西南北各个乡镇过来求学的同龄人。因那条无形的“鄙视链”而产生的身份差异意识，自此开始强烈形成。这当然不是对着户口本一一查验，而主要凭口音判断。乡镇来的同学，起初都互相客客气气尽量用普通话交流，生怕露出土话的底子而被嗤笑为“乡下人”。只有城区来的同学，才大大方方地讲着方言。慈溪地域面积1300多平方公里，“十里不同音”也是有的，由西往东存在着明显区别，方言大致可分为西边话和东边话。按语言学上的分类，西边话属于“吴语临绍小片”，东边话属于“吴语甬江小片”。我们庵东话又属于西边话里最为特殊的一种，因为庵东人绝大多数是绍兴移民的后代，所以方言土语里保留的绍兴口音尤为浓郁，辨识度特别高。那时候我偶尔显出点庵东口音，总会被个别同学取笑，再加上我天生肤色黝黑，他们更加认定我是吹着海风长大的“海里头人”。

    外国文学作品里，凡带“海边”字眼的，似乎总是浪漫、抒情。村上春树的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单看题目就有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文艺腔。出生在西西里岛的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有一首诗《在海边》，写道：“帆船倾斜的海水离我们逝去。”然而在我家乡的海边，放眼望去尽是浑浊如黄泥汤的海水，毫无美感可言。从前晒海盐更是苦活中的苦活。以庵东盐场的“老法生产”为例，先“刮泥淋卤”获得制盐原料卤水，再用木板进行“板晒”，利用日光、风力结晶成盐。这其中，刮泥淋卤共有8道工序，板晒制盐又有7道工序，无一不是重体力劳动。且都在露天进行，太阳越大越好，盐民浑身上下都晒得黢黑乌亮。“晒盐佬，晒盐佬，担担生泥压弯腰，吃的糠菜粮，烧的狗爬灶，住的火洞舍，穿的破衣裳，死了不如一根草。”这首过去流传在盐区的民谣，可说是盐民日常艰辛的真实写照。

    现在，我这个乡下人兼海边人已在城市定居多年。有时候坐在咖啡馆里，静静地望着窗外，我会想起自己过往的生活。我依然热爱故乡，从不讳言自己的原籍。我重拾外语，工作上用得着；也需要掌握城市的方言，以便更好地融入本地生活；我更不会忘了庵东话的口音，来自那片海边盐碱地原始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