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良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宁波考察时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奉化区委一直致力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多元化解的模式探索和研究，努力探索一条以村民自治为主体、德治善治为手段、达成政府投入低成本与基层治理高效能的最佳模式。

    早在2014年，奉化区委推广了以“村规民约”为核心的“村约民治”。即每个村根据各自的情况和传统，制订出为本村村民所接受和认同的“村规民约”，并通过村两会与村民双向签订契约的形式加以约定，由民主推举的执约队进行契约条款的执行，共同维护村级事务，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在实践中，奉化区委为弥补“村约民治”的部分缺陷，在2017年开始尝试推行“道德庭”基层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所谓“道德庭”就是在村委会设置一定的物理空间（场所），以“村规民约”和道德说理释怀为核心，充满仪式感和敬畏心，再引入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在村里有一定威望的乡绅乡贤为代表的第三方力量，以村级执约队为调处保障的基层社会矛盾调处软性化解机制。奉化探索“道德庭”以来，效果明显，较为充分地发挥了德治特殊背景下，进一步规范人们行为、调节社会关系、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降低基层社会治理成本，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目的。

    开展“道德庭”工作的鲜明特点

    一是属于党组织领导下的第三方公益力量。“道德庭”成员由群众认可度高的社会贤达人士组成，并经村（居）民代表会议通过，在全体村（居）民中公开，以认定道德庭的合规性和正当性。

    二是功能定位边界清。奉化区在“道德庭”功能设计时，明确提出了任务，即春风化雨、以理服人、导正人心、以身率物、助力公益，引导群众有序参与社会事务。

    三是实现案件处理流程化。主要分四个环节：1、立案：根据自愿原则，村（居）民可以向“道德庭”申请案（事）件调解、求助或咨询。村两委会可视情将相关案（事）件转交“道德庭”评议。2、评议：评议一般在庭长主持下进行，调处地点放在“道德庭”内，综合运用道德规范、村规民约来判断或给出合理化建议。3、执行：对评议结果进行跟踪，监督当事人及时履行义务。对于典型案（事）件，视情公开，张榜公布，由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评判，发挥舆论监督力量。4、奖惩：通过积分评议等形式，对村（居）民的遵规守约和道德表现进行记录评价，将村民的日常表现与集体经济组织的福利安排挂钩，努力营造崇德向善的氛围。为使流程有案可查，各村道德庭都会统一制作“道德庭”纠纷调解评议登记本、“道德庭”巡查执约登记本、“道德庭”积分登记本进行规范。

    四是操作手册标准化。奉化区有关部门及时出台了一项道德庭具体评判标准的指导性意见，由各村结合“村规民约”进行调整细化，使“道德庭”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中有了明确的评判标准，使工作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五是空间布置具有鲜明的仪式感和敬畏感。“道德庭”一般设置在村委会办公楼里，类似于一个小法庭。再加上“村规民约”、六惩六诫、道德庭流程等各项规章制度均在庭内上墙，仪式感特别强，调处效率也大大提高。

    “道德庭”在社会治理效能上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在公共管理学中，社会治理效能是政府公共管理中重要的追求指标，如能形成低成本、少代价、多成果、高质量的社会治理局面，则可复制性和可持续性更强，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更大。

    奉化区“道德庭”模式中引入了公正公平的第三方力量，政府没有对其进行经费支持，完全以德治为有效手段，无疑是低成本高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

    善用千百年来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治理是一种智慧。奉化区“村规民约”加上“道德庭”双模式运行，让很多基层矛盾纠纷解决于“风起于青萍之末”，积怨块垒冰释，邻里和睦了，社会就和谐稳定了。而且让民众成为调处化解的主体，在村一级形成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自动发现、自动调处的高效能机制，真正做到了矛盾不出村、矛盾不上交。让每个当事人在矛盾纠纷发生时都会掂量所付出的成本，并且在注重面子的农村，还要考虑社会舆论所付出的成本。而所有的调处，政府投放的成本较少，民众自主成为调处主体，这就是低成本高效能社会治理模式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奉化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