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启钱 

    笔者在法律服务过程中，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事人不是自己直接来咨询，而是委托某个亲友作为中间人转述案情，希望获得指导。

    这让笔者想起一件事：开“隔壁方”。笔者老家在山区农村，那里山高路险，交通不便，曾长期缺医少药。村民生病，既无法翻山越岭去求医，也请不到医生上门诊治。这个时候，病人家属往往会派脑子灵活、腿脚灵便的亲友，走几十里山路，找到中医郎中，向医生描述病人情况，医生再根据这种描述作出诊断，开具处方。这种方式就叫开“隔壁方”。

    限于医生的学识与经验，病情的复杂与变化，诊疗技术的缺陷等多种因素，在医学诊断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还偶有误诊，可以想象几十年前农村开“隔壁方”的做法有多么不靠谱，堪比传说中的“牵线号脉”，误诊误断误医误治的情况应该不少。只不过，人命关天，现实困难又摆在那里，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人作出一种判断，无论是医生的诊断、法官的裁决，还是科学家的发现发明，或是政治家的决策，既要基于足够的客观信息，也要靠自己亲历其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第一时间获得相应的主观感受（直觉），所谓感同身受，再加上经验的支持、技术的辅助和他人的帮助，才能令判断最大可能符合客观实际，获得预期的决策效果。因此，传统老中医极为重视“望闻问切”，以便对症下药。互联网时代发展起来的远程诊断技术，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病例，除非有紧急状况或有无法逾越的客观条件限制，医生总是愿意直接面对患者。

    法律服务也是一样的道理。多数律师不太可能仅仅通过“中间人”描述，就会准确全面了解案情，对案件的性质和结果作出判断，并开出“隔壁方”指导当事人。笔者遇到被要求开“隔壁方”时，总是让当事人尽可能亲自前来陈述，并直接提供材料。很多时候由当事人直接陈述，与通过“中间人”转述，两者对案件的判断结果可能完全不同。换一句话说，对于一个法律问题，靠开“隔壁方”来获得解决，几乎不可能。

    法律规定，法官审理案件，必须直接开庭听审，在法庭上亲自与公诉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直接接触，这些人员不在场，不得进行审理，也不能由他人代为听审。法官必须当庭直接听证和直接查证，直接审查有关案件的事实材料和证据，不得采纳未经当庭亲自听证和直接查证的证据，不得以书面审查方式采信证据。法官必须以口头的形式进行讯问(询问)调查，除非法律特别规定，未经口头调查的证据，不得采纳为定案依据。

    这样做，才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实现程序公正，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判决。这种规定在诉讼法上叫“直接言词原则”。违背之，则类似于开“隔壁方”，轻则葫芦僧乱判葫芦案，重则草菅人命，都被法律所禁止。

    这几年，在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中，有一些引起社会舆情的事件，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个别领导用开“隔壁方”的方式进行公共决策。个别领导思维太活跃、想法太多，不去一线调研，拍脑袋决策；就是下去调研了，有的也是先打招呼，众官陪同，走马观花；有的是看看材料，听听汇报，不做扎实论证。结果是一个想法出来，全社会折腾一回，又一个想法出来，再折腾一回，有时甚至一个想法就能把人来回折腾。诸如驱离低端人口、整治城市天际线、禁行电动自行车、改洋名、“水变油”等，这些决策引起社会议论纷纷，然后又因为舆论反响太强烈，急刹车、猛掉头，折腾不轻。

    开“隔壁方”的要害，在于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把一面之词当作真相，偏听偏信，对真实情况全然无知，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无论是哪类判断，决策者当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