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是多宗教地区，在遗留的宗教地名中，佛家多以“寺、庙、庵、院、塔”等为通名；道家多以“观、庙、宫、堂”为通称；基督教、天主教俗称“堂”；伊斯兰教惯称“寺”。

    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周年，这些异彩纷呈的地名通名，像城市卷轴上的点点注释，不但展示着宁波地区曾经繁盛的信仰文化，也记录着各大宗教在宁波共存共长的发展历程。

    徐雪英 

    一

    这些宗教通名在宁波遗留的数量是不均衡的。相比而言，“寺”“庙”等佛教通名遗存更多，影响更大。据宁波民宗局统计，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有955处，其中佛教场所622处、基督教场所281处、天主教场所51处、伊斯兰教场所1处。

    《宁波佛教志》记，东汉时佛教始传浙东。初入宁波时，僧人多以结茅自修，一般无寺院之名。到东汉建武年间，传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灵山，后舍宅为寺，为宁波地区第一所寺院。灵山寺就是现在保国寺的前身。到三国时，浙东已有寺院10余所，处于宁波境内的有慈湖畔的普济寺、五磊山的五磊寺及县西南的吉祥寺等。传入甬地后的佛教与儒道等本地文化相互交融，对宁波当地后来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早期佛教为什么要以“寺”为通名？“寺”是不是最初就专指佛教建筑呢？

    答案是否定的。“寺”在上古原指皇宫中内侍臣居住之处，“寺人”相当于后来的太监。秦以后，“寺人”也有担任宫廷外官职的，故“寺”逐渐泛指官员们办公之所，成为政府机构的通称。现代影视剧中常出现的大理寺，就是古代职掌审核刑狱案件的政府机构名称。

    传东汉明帝时，天竺高僧以白马驮佛经至洛阳，被安置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后来高僧病故，官府便把寺舍赠与僧人。次年又建馆舍，名白马寺，即中国第一座寺庙。后来各地佛教建筑沿用“寺”作通称。唐代伊斯兰教从海路传入中国，早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如广州的怀圣寺、泉州的圣友寺等也以“寺”相称。“寺”遂又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通称，一般称为“礼拜寺”或“清真寺”。目前宁波经批准登记的1处清真寺，位于月湖畔后营巷。该寺始建于宋咸平年间，现建筑复建于清康熙年间，是宁波对外开放的窗口之一。

    随着佛教、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寺”原先的“官署”等义渐渐淡化，至今已演化成宗教建筑的专用通称。

    宁波遗存下来的佛教建筑，也多以“寺”为通名。著名的如保国寺、五磊寺、阿育王寺、天童寺、雪窦寺等。这些浸染历史的古佛寺，在时光的雕琢下，气质独特，气场强大，风格自成。如保国寺以工艺见长，其大雄宝殿被认为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五磊寺以岁月为樽，寺内古树林立，千年古刹韵味浓厚；阿育王寺以藏宝为傲，珍藏的佛祖舍利被尊为稀世之宝；天童寺以美景见爱，人云天童十景，其实天童四季皆入景；雪窦寺以格局入胜，因历史上屡受皇家恩宠，又为弥勒道场，其规模非一般佛寺可比。

    二

    同令人仰视的“寺”相比，“庙”是个接地气的宗教通名，流行于基层民众，带有浓浓的底层百姓信仰特色。

    受灵魂不灭的思想影响，中国百姓很早就有祭祖习俗，供祀先祖神位的专用屋舍就是“庙”。后来，庙的供祀范围逐渐扩大，除自家先祖外，还可以供祀地方先贤、国家功臣等其他优秀人物，成为纪念真实人物的祠庙，在全国形成丰富多彩的祠庙文化。

    宁波祠庙文化同样精彩。民国《鄞县通志·舆地志》记，“今之庙，即古之社也。古者，人民聚落所在必奉一神以为社，凡期会要约毕，必于社申信誓焉。”约在1933年，鄞县城乡有庙祀517处，其中城区就有159处。而且，祠庙文化的发达与否，还成为一个地区兴衰的标志之一。如民国《鄞县通志》云，“其神庙多处，其民居亦盛，村落凋亡地，其神庙亦多废圮，于此亦可考见地方今昔兴衰之故。”

    旧时宁波众多的祠庙，到底供奉的是哪些真实人物呢？以1933年前后宁波城区庙祀为例：民国《鄞县通志》记，当时城区奉祀对象中，宁波地方传说人物如鲍盖、刘纲、七牧将军等有25处；历史人物如岳飞、关羽、贺知章等有35处；有功于百姓的当地官员如黄晟、王安石、钱亿等有29处；本地先贤名儒如王致、杨简、范钦、全祖望等有8处；孝子、平民类人物如董黯、陈良谟、张文英等有7处。

    回顾这些人物，不禁想起这样一句话，只有具有足够的品行和才华，才配得上所有的尊敬和怀念。正是这些叠绕在宁波祠庙里的层层尊敬和代代怀念，才撑起了旧时宁波民众的精神天空。

    三

    目前这些记在《鄞县通志》里的老祠庙多已废圮，少量遗存至今。

    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因纪念东汉孝子董黯而名。董黯，字叔达，会稽句章县石台乡（今宁波余姚大隐镇人），奉母至孝，是东汉时期著名孝子，宁波不少地方曾建庙祀之。宁波火车站附近的董孝子庙始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海曙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宁波火车站的扩建，正在迁移修复中。

    海曙区镇明路南端的灵应庙，又称鲍郎庙，因纪念晋代宁波官吏鲍盖而名。相传公元316年，鄮县小吏鲍盖奉命押送漕粮，船到东钱湖鹿江一带时，因风浪靠岸暂泊。当时宁波闹饥荒，大批饥民向其乞粮。鲍盖把船上官粮分送一空后，自知死罪难逃，便跳江自尽担下所有罪责。百姓感其恩典，纷纷建庙祀之。《鄞县通志》统计，当时鄞县城乡祭祀鲍盖的庙达68座之多，尤以鹿山鲍盖墓周边的东钱湖、邱隘、东吴及宁波城关等居多。镇明路上的灵应庙也被当地百姓称为“大庙”，坐东朝西，始建于唐圣历二年(669年)，现建筑重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虽仅存正殿，但还是保存了不少古建筑特色，为海曙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东钱湖大堰村的裴君庙，因纪念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而名。据载，裴肃为唐代河南人，担任浙东观察使期间，恰逢明州镇将栗锽兵变，栗锽联合鄞、奉边区山民，刺杀明州刺史卢云，攻陷浙东诸郡县，使明州百姓深受兵乱之苦。裴肃最后率部平乱，生擒栗锽，百姓终得安宁。因其带兵从不扰民，又有平乱之功，后世便像尊鲍盖一样尊其为神，广建祠庙供奉之。宁波俗语“东钱湖里有十八裴君庙，湖外有十八裴君庙，沿海有十八裴君庙”，便是言其祠庙之广。

    东钱湖绿野村的灵佑庙，因纪念宋代王安石而名。《鄞县通志》记，该庙最早名王安石庙，绿野、下水两村共祀之。因庙地处深岙不便供祀，两村村民便商议易地重建。由于都想让新庙建在自己村内，双方起了争执。后下水村抢得王荆公神像，择地建“忠应庙”。绿野村争得王荆公神主牌位，择地建“灵佑庙”。所以，现存的“灵佑庙”，可以算是原王安石庙的“分身庙”。

    四

    除祭祀先祖、先贤的祠庙外，庙还可以供奉自然神灵、传说人物或宗教神仙，成为神灵庙等。旧时宁波这种神灵类庙宇也存量不少。以民国宁波城区为例，当时城区供奉的神灵就有风神、火神、财神、河神、凶神、龙王神、真武神、魔礼神、土地、城隍等。佛教传入中国后，庙也可以用来供佛，成为佛庙。供佛的寺院也因此被纳入大“庙”系列，俗称“寺庙”。

    一个地区的庙祀对象，会随着历史变化而不断演变，既有不断的建构，也有不断的解构。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宁波目前以庙为通名的宗教建筑中，除了祠庙，其余的多为佛庙，只有少量庙宇还存着昔日神灵庙的影子。

    如海曙区中塘河边的白龙王庙，该庙始建于元代，“白龙王庙碑记碑”详细记载了该庙的历史。史料记，齐梁朝有神姓白名王，常乘玉龙往来，显迹屡著。至唐赐额灵龙，封其神为广德宣圣王（即白龙王之神）。南宋鄞县令张珣奉敕于离城十里建庙祭祀，取名“白龙王庙”。2004年，当地群众捐资在原址重建庙宇，循俗春秋奉祭。

    又如海曙区县学街上的城隍庙，该庙又称宁波郡庙，由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旨敕造。城隍是中国民间和道教信奉的守护城池之神，一般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宁波郡庙以汉朝大将军纪信为城隍神，明洪武年间被定名为“宁波府城隍庙”。现存庙殿清光绪十年(1884年)曾重建，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城隍庙之一。这几年，宁波又对这座饱经岁月沧桑的古郡庙进行维修，并于2020年6月重新开放。

    作为宁波宗教地名通名的两大主力，“寺”和“庙”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强大的生命力。不论是寺或是庙，都承载着昔日民众对安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理想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