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摄影：江城）

    陈志强           

    王阳明一生“最爱是讲学”，来自各地的学生常年追随左右，很多有识之士也爱与他交往并深受其影响。王阳明之所以能够聚拢学子并自成一派，与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体现了创新特质大有关系。

    一、教育目的复归本然：从“读书登第”回到“学圣贤”

    教育目的反映的是对受教育者的要求，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也是确定教育内容、选择教育方法、检查和评价教育效果的根据。从一开始，儒家教育的核心目的是培养君子人格。比如，在孔子看来，教育的基本目的是培养志道和弘道的志士和君子。孔子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的局面，因此更看重学生的品行和能力，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治世的贤才君子。但是，科举制度的发展使得教育越来越偏离了培养治世的贤才君子的教育目的，科举也越来越成为个人赢得功名的工具。

    虽然王阳明并不是最早提出培养君子人格的教育家，却是中国教育史上扭转教育功名化的关键人物。11岁时，在京师读书时，他问塾师什么是“第一等事”？塾师按照当时主流的观点回答：学生应该以“读书登第”为第一要义。但是，王阳明并不认可，认为“学圣贤”才是“第一等事”。后来，虽然王阳明也熟读科举考试用书，但是一直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王阳明“学圣贤”的教育目的，旨在改变应试教育的唯功名取向。从此，在朱熹外在求索的“格物致知”“道问学”之外，更有内心澄明的“致良知”“尊德性”的求学理路。

    二、教学内容涤故更新：从“格竹”到“百战自知非旧学”

    钱穆先生在评价王阳明时说：在一个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学者的贡献全在于能否提出有分量的问题；而到了快结束的时候，全在于解答问题。他认为，宋明理学六百年，北宋学者提出诸多问题，而阳明创造性地解答了很多问题。而创新的指向，是激发受教育者自身的潜能和主观能动性。

    众所周知，元代开始把程朱理学定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立论依据和读书人的必读书，明朝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提倡更是不遗余力。几百年以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的目光和精力，全部集中在程朱理学上。在王阳明的教育实践中，尽管儒家圣贤及其著述、思想是其教育内容的主体，却赋予了先贤著述很多自己的解释。比如，王阳明虽然也认同“存天理，去人欲”，但是他强调“天理”与“人欲”不并立，即“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加一分。此心纯乎天理之心……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这样，学生不仅需要用心读圣贤书，更要全身心去感悟圣贤的言行，从而实现自身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升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王阳明教学内容的创新，源自艰难环境中持之以恒的反省和思索。他曾经跟学生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随着个人历经的艰难和苦难的增加，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包括教育思想也臻于完善，体现了在实践中涤故更新的特质。

    三、教学方式推陈出新：从讲授为主到“随心所欲不逾矩”。

    无论是县学、州学、府学还是国子监，古代教育的教学方式有一套比较规范的程序，教学方法也大同小异。大多是老师要求学生自行诵读，在此基础上再来讲解、研讨。老师们关心的主要是圣贤规训的传承，并不要求学生有自己的观点，也不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而王阳明的教学方式与方法，别出心裁。

    王阳明不仅在书院讲，而且走到哪儿讲到哪儿。特别是在其后半生，所到之处，或新办学堂，或整顿修学堂，亲自讲授心学。当代学者周月亮认为，“书院是阳明的大作品”，因为“阳明精神不死靠的是他的学说，学说的推行靠的是书院”。除了在书院讲学之外，王阳明还在平叛前线、官邸等处讲学。可以说，只要时间合适，任何场所都有可能成为他的讲堂。王阳明不仅喜欢讲，而且特别喜欢启发学生参与对话。他的日常教学跟孔子一样，没有教案更没有讲稿，是典型的灵感式的阐发。讲学时，王阳明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这一对待学生的方式，主张“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的教育目的；他鼓励学生随时提问，他随时解答各种问题，师生相互启发，教学相长。早年在安徽滁州讲学时，王阳明白天“与门人遨游琅琊、让泉间”；太阳下山后，“日夕而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师生齐声唱歌，以至于“歌声震山谷”。晚年在家乡，王阳明在讲学之余经常带着学生出门游学，让学生在大饱眼福之时陶冶情操。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