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庚子年感觉有些漫长。终于到了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似乎比以往更迫切地期待一个能让生活和工作恢复正常的农历新年。而牛这种生肖，在文化意象上也确实给人一种稳固而强大的力量感。

    人类最初接触的肯定是野牛而不是“家牛”。野牛分黄牛、水牛和牦牛三种。考古资料显示，中国人对野牛的驯化已有七千年历史，三皇五帝时代，华夏祖先已乘坐牛车出行了。西周开始用牛耕田。到了春秋，耕牛加上铁质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就是从那时起，牛成了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最主要的役畜之一，并在人们脑海中烙下了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形象。

    人们喜欢牛，故而将它排入十二生肖之中。生肖源于动物崇拜。远古先民发现要生存，最好能具备动物身上的那些优点。牛的优点尤多：它强壮有力，我们说“力壮如牛”；它温良厚道，我们描述为“俯首甘为孺子牛”；它吃苦耐劳，只知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将其概括成“老黄牛精神”。

    中国的牛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君王祭祀社稷，需牛、羊、豕三牲俱全，牛列三牲之首，名曰“太牢”（羊为“少牢”）。古代还有个“鞭春牛”的民间习俗，沿袭至今。“鞭春牛”又叫“唱春牛”“跳春牛”“春牛会”。无论“唱”“跳”还是“会”，都突出了集体性欢聚的特点。这一习俗起源极早，《事物纪原》中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周礼》里也有“出土牛以送寒气”的句子。《后汉书·礼仪志》记得更详细：“立春之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北宋时，仁宗皇帝干脆以国家名义颁布了《土牛经》。及至民国，春日鞭牛的仪式依然隆重。《义县志·岁时》说：“比时，装春官者每以丐者充之，翌晨，众官齐集署前鞭打牛，曰‘打春’，邑令在后，约正在前，各执纸鞭鞭牛，唱：‘一鞭曰风调雨顺，二鞭曰国泰民安，三鞭曰天子万岁春’”。

    古代还盛行一项“铸牛镇水”的民俗，其一缘于古时农作物的丰歉和老天爷是否“风调雨顺”关系密切；二来李冰治水时，化身神牛和江神斗法的传说很是流行。所以农民们坚信“铸牛”可以“镇水”。当然，从科学的眼光看，此种行为颇为荒谬，所以这一民俗现已销声匿迹。

    民间流传着不少和牛有关的故事。且不说广为人知的牛郎织女传说，笔者只想讲几个小寓言。第一个是清代文人袁枚编写的《牛头大王》。说溧阳县某村民梦见一个自称是“牛头大王”的怪物，要求该地百姓对自己进行祭祀。恰巧这个村子正闹瘟疫，村民们就为牛头大王盖了三间草屋，弄了尊塑像。后来，瘟疫好了。某村民儿子出水痘，前去祭拜牛头大王。谁料孩子不仅没有康复，反而夭亡。该村民一气之下，掀翻供桌，砸碎神像，推到草屋。应该说，这样一个带有强烈唯物主义色彩的故事能出自古人之手，很不简单。袁枚要告诉读者的道理非常朴素：在世为人，不能靠天信神，要靠自身的努力。

    “石牛粪金”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秦惠文王欲攻打蜀国，可碍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无法进兵。于是有人给他献上一计：用石头雕一头牛，然后在牛身后放些金银珠宝，声称这些金银珠宝都是石牛屙出来的；进而扬言秦国想把这头神牛馈赠给蜀国，因为蜀国国君以贪财好物闻名。果然，蜀国国君听到这个消息，乐不可支，赶紧派了五个壮士去劈山填谷。而等到道路一通，蜀国也就被灭了。据说今天在成都市金牛区，还留有“石牛粪金、五丁开山”的遗址。“石牛粪金”的计谋算不得高明，只因上当者利欲熏心，才招致国亡身丧。

    “贯鼻牵牛”的故事同样发生于战国。当时有个著名猛士名叫孟说，他“引牛之尾，尾断髌裂，不行十步”，即：他拉着牛尾，将牛尾拉断，把牛膝盖骨拉裂，也不能让牛走上十步。然而有人用一根桑条弯成环形，穿在牛鼻子里，即便是个小牧童，只要手执桑条绳，就能把牛牵到任何地方。这则寓言说明顺应事物规律的重要性，言简意赅。

    今年春节，为了防范疫情，不少朋友要在异乡过年。我们中国人固然讲究新春佳节阖家团聚，但同时也懂得凡事宜作长远考虑，懂得变通和随遇而安。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杜甫客居京华时，也曾在族弟杜位家过年，留下“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的诗句。当下，无数“打工人”外出求职谋生，他们越来越融入“第二故乡”的文化之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牛年春节，有的北方人在南方过年，有的南方人在北地迎春，异地过年的朋友不妨趁此机会领略一下自己工作之地的独特年俗，想来也会产生新奇感受，留下一份独特的年节回忆。

    最后引用一首明代于谦的《除夜太原寒甚》诗吧：“寄语天涯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这位祖籍浙江杭州的一代爱国名臣，在镇守太原三观镇的某年除夕，用富含哲理的诗句寄语“天涯客”们：眼前的困难就像这冬日严寒，只是暂时的，应该用振奋的精神，期待新年新春的万千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