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 巷            

    “信函的衰退，笔记本的崛起！人们不再给别人写信；他们写给自己。”张冠生《锦书来》扉页上的一行小字，是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说的。

    为《锦书来》作序的沈昌文和宁波很有渊源，他称自己“从小是在宁波人圈子中长大的”，遗憾的是，2021年1月10日沈昌文仙逝。沈昌文在序言中写道，“读冠生兄此书，我懂得，信札文化在全世界都受重视，因为它既具史料价值，又具艺术价值。”他称赞张冠生“在做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作者说，微信时代，纸质书信凤毛麟角，四顾茫然，大概只能回到历史中找寻。的确，从前交通不畅、交流不便，人们交往主要靠信函。于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了解前人的所思所想，学习前人的智慧，信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锦书来》中的信函内容，包括了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谆谆教诲，兄弟之间的手足情深，朋友之间的情深似海，夫妻之间的甜言蜜语，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甚至日常工作中的点滴交流。作者不是简单地把名家信函搬来，或略加点评，而是分析名家的思想，当然也传达出作者的思考。

    《锦书来》分上、下两辑，上辑为国内名家信札，包括国学大师梁漱溟父亲梁济的《真堪向天大哭》、哲学家冯友兰的《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国学大师钱穆的《学问深浅一视其德性修养为判》、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费孝通的《从从容容地读读自己心爱的书》等名篇。

    上辑名为“把我的心地澄清”，源于陈之藩的《把我的心地澄清》。1947年前后，陈之藩就读北洋大学，当时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之藩从广播里听到胡适关于《眼前文化的动向》演讲，便写信给胡适，胡适作答。鸿雁往返，两人结下文字佳缘。胡适去世后，陈之藩找到当年写给胡适的信，出版《大学时代写给胡适的信》。他在后记中写道，“与胡先生的故事有很多，零零散散地写在我的散文集里。算是朋友吗？又不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实际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下辑为国外名家信札，名为“只向极少人敞开心扉”，源于本雅明的《只向极少人敞开心扉》。本雅明为何只向极少人敞开心扉？作者说，有两位译者认为，本雅明不容易一下子看明白。无独有偶，以色列作家肖勒姆和本雅明有8年的私人交往，进行过无数次交谈，本雅明写给肖勒姆的私信约有300封，但肖勒姆还是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给他写传记的”。肖勒姆说，“对瓦尔特·本雅明有着准确、深刻记忆的人们，现存在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他跟很多人有过泛泛的交往，他只向极少人敞开他的心扉。”

    下辑中有几封特别耐人寻味的信函：夏洛蒂·勃朗特的《扬名显迹非我所求》让我感受到信的重要作用——1855年，《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英年早逝，父亲决意为女儿留下传记，找到了夏洛蒂的好友盖斯凯尔夫人。盖斯凯尔夫人不负重托，写成英国传记文学经典的《夏洛蒂·勃朗特传》，“在传记的后半部几乎逐页征引夏洛蒂的原信”；罗曼·罗兰和梅森葆，一个法国青年，一个德国贵妇，隔着半个世纪的年龄，他们的通信，催生了《喜悦在我内心苏醒》，或可作为世上男女真诚友谊的真实记录；《亵渎了许多出版社》讲述的是美国文艺青年比尔的故事。他投稿给《老爷》杂志，《老爷》的退稿信为“抱歉，不行！”结果，天性乐观的比尔从“抱歉”中解读出了“积极的意义”，认为“版面有限，僧多粥少”，于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又写下几篇故事，带着希望和期待继续投稿。当然，继续收到退稿信。不料，多年后，认真的比尔积累了几十封退稿信，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并创办了手推车出版社，出版了聚集很多名家名著退稿信的《退稿信》一书。

    张冠生何许人？费孝通晚年的文字助手，跟随费孝通做全国性的考察，出版有《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费孝通晚年谈话录》等。他在后记中写道，“书信类书籍，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特殊存在，值得珍重。我的阅读视野远不够开阔，也不作专题收集，只是稍加留意，就如此醒脑益神。”

    这些话，字字似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