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村子里常见的河埠头。

    簌簌/文 柯以/摄 

    作为一个乡下长大的70后，河埠头是一段绕不过去的记忆。

    江南水乡多的是横七竖八的河流，很多村子也是依水而兴。我七八岁时跟着父母搬到一个小村子，我们的新房就建在河边，自然，我家门口便有了一个河埠头。刚开始，河埠头很小，也很简陋，只够一个人洗东西。我的父母向来好客，为了吸引更多的邻居过来洗东西，他们又扩大了河埠头，同时可容纳五六个女人一起洗涮。从此，我家门口成了村里女人们谈天说地的好去处。

    是的，河埠头是女人的河埠头。村里的阿婆、阿姆、阿婶们经常蹲在我家门口的河埠头，洗碗、洗菜、洗衣服。哗哗的水声，像极一支快乐的乡村之歌，从早唱到晚，不知疲倦。

    即便是雨天，也会有人穿着雨衣来河埠头洗东西。有时，我还会帮她们打伞，以换得几声赞美：“阿二乖哦，阿二是个乖囡囡。”

    有时，一群女人中也会夹着一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梁岳叔。他也常来我家门口的河埠头洗碗、洗菜，甚至洗衣服，竟然还有女人的短裤衩。女人们笑着说他是村里的模范丈夫，不，是全国的模范丈夫。细辨，空气里似乎飘浮着几缕酸酸的气息。梁岳叔的老婆是雅月婶，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腰身细细如柳枝，十指尖尖似春笋。她很少走出自家院门，也从来不与其他女人说长道短，只是躲在家里绣绣花，就像古代的大家闺秀。家里家外都是梁岳叔一个人操持着，每当女人们取笑梁岳叔时，他便憨憨地笑着。背着梁岳叔，女人们嘀咕：哼，七世没老婆了。

    除了梁岳叔，河埠头也会迎来另一位特殊的客人——瞎眼阿婆。她一手提着装有衣服的篮子，一手用竹竿敲击着地面。居然，谁也不会上去搀扶一把，或许，大家已经习惯了。顶多谁提醒一下，“阿婆，这里有个位子。”瞎眼阿婆便循着声音，摸索着蹲在其中一个位子上，然后很麻利地洗着衣服，和明眼人无异。

    村里有个傻姑，也喜欢来我家门口洗东西，而且还特别爱凑热闹。有一次，河埠头已经有五六个女人在洗东西了，傻姑一定要挤进去。结果，她的大屁股把香菊阿姆撞进了河里。大家一边将棒槌递给扑腾着的香菊阿姆，一边骂傻姑。香菊阿姆爬上来后，拿着棒槌追着要打傻姑，傻姑吓得好几天不敢出来洗东西。后来，傻姑再也不敢跟别人抢位子洗东西了，但她依然改不了爱凑热闹的习惯，谁家来了客人，她跑得比谁都快。

    小时候，我也喜欢凑热闹。有事没事的，就蹲在河埠头听女人们聊天，自然多是婆婆长媳妇短的芝麻小事。可是当事人说得很认真，如同谈论国事一般认真。听的人也很认真，还认真地献计献策。

    聊着聊着，她们有时会把话题转向我。尤其是志凤阿姆，突然会问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阿二，你做大人了吗？”我被问得一脸茫然，不由得摇了摇头。她便撇撇嘴，说，“你可不要赖。”我实在听不懂她话里的意思，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河埠头。直到几年后，我真的做了大人，她们再问时，我便赶忙羞涩地逃回家里。

    仿佛是一种休戚相关的宿命，随着我的成长与离乡，河埠头也渐渐地冷清了。瞎眼阿婆最早退场，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去了另一个世界。志凤阿姆倒还健在，只是嘴里的牙齿没剩几颗了。两年前，如花似玉的雅月婶也走了，走得有点匆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着实让我恍惚了好些日子。去年除夕，傻姑居然莫名其妙地也走了，说累了想睡一会儿，结果再也没有醒来。村里还有几个阿姆和阿婶也离开了村子，或进了敬老院，或去了儿女家……

    唯有我的父母，依然坚守着家门口的河埠头。一生如蚂蚁般劳碌的他们，余生只想这样安安静静地数着日子。我有时回村去看望他们，总喜欢在河埠头站一会儿，发一会儿呆。

    河埠头还在。可是，河埠头已经成了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