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夕，雨时下时停。我默默肃立在您的墓前，心中充满悲伤和内疚。

    两年前，我回乡上完祖坟之后，母亲说：“你若还有时间，给我的爷爷和大伯父去上上坟吧，在张湾山。”

    遵母意，带上柴刀、祭品等物，我开车载上父母来到张湾山。走向一处向阳的山坡，是一片空地和桃花林。在山的东侧，母亲先找到了她爷爷的坟。墓碑上“胡式范先生墓”几个正楷字依稀可见。母亲说，墓碑上的字是沙孟海写的。

    我们为这座大墓除草、添土。祭奠之后，母亲又带我走向山的西侧，桃树之中有一座坟墓相当简陋，坟头及周边杂草丛生，看上去有好多年无人前来祭扫了。边上还有一座小坟。

    母亲说，“这里埋葬的是我的大阿伯也就是你的大外公和他的儿子。大阿伯病死时不到50岁，他儿子20岁不到得痨病死了，很可怜啊!”

    母亲回忆道：大阿伯名叫胡彤父，是位教书先生，平时很威严，我们小孩子都怕他。如有哪个小孩不听话，大人们就会吓唬他：“再不听话，我们向大阿伯告状，叫他用板子打你。”一听这话，小孩子都乖乖的了。

    “大阿伯穿一身长衫，很有派头。有一天突然下雨，别人都急匆匆地跑着躲雨，大阿伯依然不徐不疾在雨中行走。路人说，天下雨了，胡秀才还不快跑？阿伯答道：前面不是也在下雨吗？路人听了哈哈大笑。”

    “大阿伯生有一女一儿，女儿叫紫韭，儿子叫志瑾。志瑾哥，人长得像唐僧，白白嫩嫩的，对我们小弟小妹很好，有好东西会分给大家吃。他平时喜欢写字画画，有一次还将许多字画挂在祠堂里，给大家看。他20岁不到就去上海银楼记账，后来得了肺结核，回老家养病百日后去世了。”

    我一边听母亲诉说往事，一边和父亲一起将坟头上的杂草除掉，然后，用黑漆将墓碑上已褪色的字涂黑，“诗人胡彤父墓”几个字渐渐地清晰起来。“诗人”之称，令我心头一震，在乡下能被称为“诗人”的十分罕见。看着这几个黑色的字，我心中充满悲伤和内疚。悲伤的是，这么有才华的人早早地离开人世，内疚的是自己没有早一点去了解他的生平事迹。

    前几年，家乡咸祥镇的胡纪祥老师送我一本《善藏楼诗抄》复印本，我如获至宝，抽空翻阅。为这本诗集题名的是“沙文若”，即沙孟海先生。《善藏楼诗抄》共收集胡彤父诗150多首，题材多为描述家乡风景、外出游学所见，以及师友唱和之作。其中“宰官一代知多少，胸有苍生总属公”“我亦梅仙旧伴侣，不撑吟骨傲尘凡”等诗句，胸襟博大，感情真挚，令我印象深刻。

    2018年8月，收录咸祥古时六部诗文的《近代咸祥文存》出版，该书序言介绍：《善藏楼诗抄》作者胡尚炜（1900-1947），字彤父，号葆亭，书斋名“善藏楼”，鄞州区咸祥人。师从杨霁园先生，终生任教，擅长作诗撰联，诗声远扬。

    诗人朱浩在《善藏楼记》一文中提到，胡君彤父好学工诗，抒才思而寄讽喻，尝见于大君子矣。而天下未之知，取庄子“善刀而藏之”之意，名其楼曰“善藏”。

    1934年，胡彤父随师友游览名山大川，泛舟长江，登黄鹤楼，饮酒纵论天下事，挥泪吟诗，举座惊叹。

    同为杨霁园门生的朱骧在《善藏楼诗草序》中详细记录了这件事：“一日与彤父渡夏口，登黄鹤之楼，酒阑神会，互罄腑肺。彤父放谭游事，抵掌决眦，声驱泪迸，山川震撼，天地色变。一楼之人，愕然不知其何如人，何如故也！彤父之志，盖称乎其诗哉。”

    胡彤父病亡后，朱浩作祭文：“呜呼胡君，才秀思敏。刻句缮辞，水碧山青。既工其诗，乃厄其身……吊古洒泪，高啸抒愁。风云色变，寒鸟啁啾……”追述此事的杨霁园先生有诗曰：“昔感文襄泪满城，后来有客感欧盟。谈仙吹笛望乡外，忽作西台恸哭声。”

    胡彤父是诗人，也是奇士。沙孟海先生作于1936年的《胡氏家庆叙》一文中，开头就有“姻党中得两奇士焉，曰张成君武、胡尚炜彤父”，意思是，在姻亲之中有两位“奇士”，一位是《天机楼诗》作者张君武，另一位就是胡彤父。胡彤父与沙孟海友谊深笃，常有诗书往来。《善藏楼诗抄》中有《偕君武过沙孟海幽居》《挽姻太母沙母太孺人》等诗。1947年，沙孟海推荐胡彤父去浙江通志馆，被聘为编纂，不料胡彤父暴病去世，未莅任。

    胡彤父与沙孟海是什么样的姻亲？我特地向我的大舅舅、年过八旬的胡友询求证，他说：“我的奶奶，也是大阿伯胡彤父之母，与沙孟海之母为堂姐妹。这对姐妹一直因家族未分家而住在一起，感情非常好。阿拉胡家与沙家也非常亲热，凡沙家有大事，父辈就会前去帮忙料理，反之亦然。大阿伯因病去世后，沙孟海先生不但为之题写墓碑，还出了安葬费。”

    在清理了坟头及周边的杂草后，我和父亲给坟顶加上一些新土，并将一只花圈插在坟头。然后，点上香和蜡烛。瞬时，香烟弥漫，我们朝坟墓弯腰，三拜。

    母亲对我说，你大外公得病后一直躺在床上，临死之前，虚弱得连话也说不出了，就用力举起手指，指向床铺，当时在场的你外公外婆都看得清清楚楚，但大家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等办完丧事，将他睡过的床铺揭开一看，发现有一个竹筒，拉开竹筒塞，发现里面竟藏着一面红旗。

    在当时的情境下，谁家里有红旗，必定会被视作“赤匪”，那是非常危险的。现在我的外公外婆已作古多年，我无法查询这面红旗的下落。后来我还了解到，与大外公有交往、也当过教师的金绍勣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由此猜测，家藏红旗、直到临终才肯告诉家人的大外公胡彤父，极有可能是一名“红色人物”。

    不幸的是，胡彤父之女胡紫韭在民国时嫁给一名警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坏分子”家属，让她扫大街。她受不了折磨，逃到上海给人家做保姆，与警察离婚，而后嫁给一名钢厂工人。前些年胡紫韭年老过世，如今“诗人”的直系亲属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只知沧海真名士，那识风尘凋玉颜。”今年清明前，我再次前往张湾山，为大外公扫墓。山风吹来，心中充满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