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名将韩世忠、梁红玉夫妇的故事，流传久矣，历来也有多种艺术样式敷演。梁红玉纵横沙场、为国捐躯的形象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她慷慨悲壮的英雄情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上演的《红玉》，以横断面的艺术结构，选取著名的黄天荡之战为主要情节，从调度、音乐、唱腔、舞美、灯光、服装、道具等多方面入手，成功地营造出凝重而昂扬、慷慨而悲壮的基调，保持了“浙百”一贯的高水准审美。

    我喜欢这种横断面的结构方式。它可以使创作者集中诸多人物、各种矛盾，在剧烈矛盾的推进与爆发中，更为透彻地呈现人物心理，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比如《雷雨》，就是这样的作品。不过比之曾经以严格的“三一律”为结构规则的话剧，戏曲中并不多见这样的方式。《红玉》以梁红玉巡查回营，魏良臣传旨弃战切入，直指“战不战”“如何战”这两个核心问题。这一“截”，砍掉了诸多细枝末节的交代，单刀直入，干净而利落。

    故事演进中有很多导演的奇思妙想。比如《研战》一场，从众将士列坐请战，到张半与两位将士的先后出列，节奏紧凑而富于变化；红玉请战时夫妇两人相视无言，握手、收光的处理，算得上此时无声胜有声。又比如《探战》一场，夫妇二人不约而同带人乔装暗访，摸黑交手的场面也做得颇为好看。

    但这个作品，依然有很多不可回避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当为剧本。

    横断面的结构方式虽然有利于集中矛盾，但如果故事本身没有矛盾呢？《红玉》所有的矛盾，早在上半场就已经解决了。皇帝苟且偷安，一味求和；魏良臣挟旨威吓，疾言厉色。战，是抗圣旨；不战，则人心散；战，兵力悬殊；不战，国仇难报。这毫无疑问是全剧最有戏剧性的两场戏。而到后半场，夫妇两人走向战场，既无内心的抗拒，也无外来的阻力。没有矛盾的结果，导致最终梁红玉擂鼓的高潮推进非常乏力。加之上阵击鼓之前下场抢妆也耗费不少时间，高潮之前的情绪全被掐断。几乎是全凭音乐，才撑住了这一场慷慨悲歌。

    这里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促使梁红玉褪女装、披战袍、戴盔甲，站到战鼓前，即便身中敌箭仍然越战越勇？从认知上我们当然知道，是家国情怀。但艺术不能满足于“认知”，更需要“感染”，只有剧中人的情绪积累并推进至“不得不然”的程度，他们的一切行为才合情合理，才站得住脚。而显然，单凭金莺、玉燕来报赵一、张半的死伤，远远不足以到达“不得不然”的程度。

    事实上，对于韩家军坚决主战的心理动因的刻画，剧本处理得也并不恰当。黄天荡之战，是为了复仇，还是力挫敌军锐气，使其不敢背信妄动，从而求得百姓一时安宁？剧本虽也有提到后者，却是轻描淡写，更多地强调了将士们“复仇”的心理。然而为了复仇去挑衅已经回撤的十万敌军，是否合理？复仇固然需要，但抵抗侵略的根本目的，当然是百姓的安宁和国家的尊严，身为一代名将，是否更该有这一份悲悯的大情怀？

    该剧的另一个大问题，是表演。

    全剧中笔者最不喜欢的，是《击战》前半场。大战在即，生死未卜，夫妻俩互诉衷肠也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高潮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回撤，也是艺术处理的需要。只是，这是一对名将而非忧思百结的文人，两人久经沙场，梁红玉更是英姿飒爽，不落俗媚之人，临别壮行，她的柔情，该有一份“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慨。可惜“勇冠三军”的韩世忠和“千里单骑”的梁红玉，生生被演成了陆游与唐琬，营帐也就不幸演变为“小红楼”了。

    成熟的演员，最大的危险大概就是陷于自己的表演惯性里，难以自拔。章益清与蔡浙飞从艺多年，舞台经验丰富，两人多有合作，当然更有默契。但这熟悉的气场熟悉的人，正成为束缚创造的绳索。梁红玉的唱腔、念白常常处理得过于柔弱，致使人物的整体形象缺少了最不该缺少的英气。

    或许是戏刚试演的缘故，一些场次表演节奏处理得较为拖沓、粗糙，比如魏良辅与韩世忠夫妇争执、上阵前互诉衷肠等等。

    愿改，愿更好！

    最后，请将画蛇添足的《尾声》砍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