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复杂，差别很大，有的地方一条村河两岸的人讲话都很难沟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方言，很难说出一个明确的数字。方言复杂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实现“语同音”是人们多年来的梦想。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利用拉丁字母给汉语注音后，曾经产生过许多拼音方案。受西方人影响，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不少爱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挽救中国，一定要开启民智，让广大劳苦大众也受到教育（当时中国4亿同胞有90%是文盲）。1918年，注音字母由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公布，这套字母对于汉字读音的统一和教育，曾经有过不小的贡献。上世纪20年代末，旅苏共产党人瞿秋白创制了《中华拉丁字母》，30年代共产党人吴玉章用这套字母在海参崴（现称符拉迪沃斯托克）10万华工中扫盲取得成功，他回国后，1941年在陕甘宁边区开展“新文字扫盲运动”，得到边区政府支持，效果非常好，许多农民学习一个月就能识字看报，有的还能写书信。此项实验在山东、东北和其他地区也试过，群众反映很好。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现了“书同文”，功垂千古。要在中华广袤大地上实现“语同音”，前提必须是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这一重担只有中国共产党担当得起。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才10天，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正式成立，由吴玉章任理事会主席。1954年该会改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仍由吴老担任。1985年12月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负责语言文字工作。1982年，把“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一名长期工作在“推普”战线上的老兵。半个多世纪的亲身经历，让我见证了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巨变，同时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实现“语同音”的历程。

    1956年1月，周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要求从1956年秋季起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小学和中等学校的语文课上一律教学普通话。这年秋季，我在鄞县邱隘区校任教，担任一年级班主任，教语文课。我的初心就是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语文老师。当时，一年级语文教材已经含有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我作为鄞县代表出席了浙江省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表演节目获得一等奖，并有幸被选为出席当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的浙江代表，这次会上我得了二等奖，并荣幸地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接见。1958年8月4日上午，中南海碧波荡漾，景色格外宜人，代表们聚集在紫光阁，听时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主任的陈毅副总理讲话。陈毅同志讲话风趣，称自己是个满口乡音的四川人，当这个主任是不称职的。他还即兴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笑话：有一次他带领部队在福建某地宿营，和一个老乡睡在同一张床上，老乡问他：什么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陈老总解释了一个晚上，第二天问老乡听懂了吗，老乡说听懂了，就是“烧光，杀光，抢光”，陈老总听罢哈哈大笑，因为根本就是语言不通。所以他鼓励大家热爱自己的专业，努力推广普通话。周总理接待完外宾又赶来接见我们，他先说：“毛主席不在家，今天不能来看望你们了。”浙江代表被安排在总理身后，总理和我们一一握手，还亲切地叫我们“老乡，老乡”，此情此景，永远是激励我奋进的伟大力量。

    参加这次会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60年，我被调到市教育局教研室任“推普”教研员，开始了专职“推普”的岁月。

    现在，每当我们听到带有宁波口音的普通话，会冠以“灵桥牌普通话”，而当时，即便能说灵桥牌普通话的也是凤毛麟角，我要从教一个班级的普通话到普及全市教师的普通话，既任重道远，又刻不容缓。我从学校语文课入手，宣传教育，培养师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逐步打开局面。

    刚开始时，语文老师会说标准普通话的很少，大多数是勉强能开口，少数老教师方言音重，根本开不了口。要改变多年来的语言习惯，谈何容易。有的老师由此产生畏难情绪，甚至盼早点退休算了。曾经有一位小学校长非常抵触地对我说：“普通话咋啦？不会讲普通话又不犯法。”工作中软硬钉子确实碰了不少。有一次我去幼儿园听课，一位老教师因为不会用普通话叫幼儿的名字，要幼儿回答问题时，急得只能伸着手指叫“你”，幼儿举手踊跃，只听老师叫“你”“你”“你”，却不知道她究竟指谁，令人哭笑不得。

    上世纪60年代，镇海某中学一名团委书记组织活动，召集学生去操场排队集合，大喊“失火啦、失火啦”，结果同学们拿脸盆、背梯子慌乱成一团，原来“集合”和“失火”两个词在宁波方言中是近音，他硬生生地用普通话来发方言音。类似的笑话在教学中屡见不鲜。

    针对这一状况，光号召不行，还得实打实地帮老师解决燃眉之急。我编写了《注音日常教学用语》《小学一二年级生字出现频率》《3—6年级语文课文注音》等资料发给老师，还通过办班培训学校行政领导和老师，这样还来不及，就与电台合作，开讲《汉语拼音广播讲座》。

    1960年开始，我们每学期都搞一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代表从校到区层层选拔，质量越来越高。尤其是聋哑学校的盲童，他们的表演更是令人感动。

    1964年，我应邀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代表宁波市教育局在会上介绍推广普通话的做法与经验。发言刊登在1964年第12期《文字改革》杂志上。

    1986年，我出席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被评为全国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积极分子，受到万里副总理和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回顾几十年的“推普”工作，我想起1958年全国普通话教学成绩观摩会上，时任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老舍先生的话，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代表都能成为推广普通话的“十三陵水库”：“水库能灌溉30万亩地，你们也要‘教’（浇）会30万人。”宁波是方言地区，“推普”工作虽有成绩，但仍在路上，还需要一代一代人继续努力。

    （董琳琳，女，现年87岁，原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推普”教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