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慧            

    说起《红楼梦》，自是家喻户晓，它在我们这个国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文化地位。计文君所著《曹雪芹的遗产》将《红楼梦》作为一面审视中国文学叙事的镜子，也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创作者们必须考量的一种艺术方法，所以本书副标题便是“作为方法与镜像的世界”。

    《红楼梦》刚刚面世的时候，客观而言，只是一部略显异样的章回体小说。它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各种政治力量的导引以及意识形态的建设等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大抵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身为“旧小说”的《红楼梦》凭借自己非凡的思想内蕴和精深的艺术品质进入了五四文学健将们的视野。在那样一个推崇白话文学、平民小说的时代，知识分子要做的是：在文学场域内“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可当时的他们尽管到处寻找合适的范本，却发现内心非常中意的19世纪欧美现实主义小说难当此任——当外国文学还没有在国内得到广泛译介之时，他们需要一部国人更为熟悉的作品来作为中国小说进程的起点。此时，《红楼梦》“平凡的亲切”“为人生的文学”等价值被发掘出来了。必须承认，新文化运动对《红楼梦》的经典化起了积极作用，可它也同时开启了以功利主义观点解读红楼、为我所用的滥觞。之后我们会看到很多所谓的研究者挥舞着“阐释的大刀”，将这部小说中合乎自己胃口的称为“精华”，剩下的视为“糟粕”……

    《红楼梦》里，有对日常生活场景逼真的再现，有对典型人物神形毕肖的塑造，有对社会关系广泛深入的触及，从现实主义小说的标准来衡量，它也是异常精彩和杰出的。而其后无数优秀的现当代长篇作品几乎都可被划归进“红楼梦的谱系”之中。不论是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四世同堂》还是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乃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其实皆具“红楼踪迹”。由于很多小说家在进行创作时，会有意无意地在这份文学资源中寻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于是《红楼梦》所确立的叙事范式在中国文学领域内形成了“一脉千流”的大观。众所周知：人类叙事历史上的每种经典的叙事范式都是由伟大的小说家确立的。作家先是通过作品进行一次创新，这种创新所体现的小说观念会冲击到一定范围内的作家群，然后得到认同和仿效，最后出现相应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分析，直到这一范式真正得到确立与命名。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如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亦如是。计文君女士认为，《红楼梦》作为“一种文学资源”，形成了“一种叙事范式”，它通过一套足以和世界的复杂性相匹配的叙事，完成了具有审美性和超越性的表达。

    待《红楼梦》被评价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后，这部小说的经典地位便再一次获得提升，乃至成为整个中国文学坐标系中最耀眼、最富标志意义的存在。随后，对它的研究也成为一门显学。然而，即便在近现代中国小说创作屡屡进步的现实中，至今也未出现一部能与其比肩的佳作。这就使人不得不承认：《红楼梦》一方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巅峰，另一方面，也是断崖。当然，艺术发展本身并不遵循简单的进化论原则，用技术手段是不能解决文学问题的。众多叙事范式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某一种比另一种更为先进”这样的价值分级。可惜中国的现代小说家中，总有一些人在为自己国家的叙事艺术“欠发达”而深感自卑，但别忘了，我们有“曹雪芹的遗产”。

    笔者一直认为：因为有《西游记》，所以我们在看到托尔金的《指环王》时，不会太过惊艳。因为有《红楼梦》，所以我们在看到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时，都会发自内心地感到庆幸：我们也有，而且我们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