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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黄合

    “杨贤江（1895-1931）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为中国革命特别是教育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段话，1993年出生的慈溪长河镇团委书记孙怡佳曾一次次向参观者娓娓道来。

    在长河镇，杨贤江和当地特有的草帽产业一样，蜚声在外。贤江小学、贤江村、“贤江文化周”、“贤江学堂”、“贤江诗社”……以其名字命名的建筑、品牌，在这个并不大的乡镇里星罗棋布。

    有时候孙怡佳也会好奇：这名令人高山仰止的大人物，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农家青年变成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进而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留下自己的闪光足迹？她有种直觉，这或许就是自己一直想要追寻的答案。

    严于律己，木讷近仁

    铁似地遵守着表格式的纪律，在郑振铎、夏衍等人的回忆文章里，孙怡佳看到了不一样的“杨贤江”。

    学生时代，每天晨起、运动、自修、上课、就寝，饭后散步，睡前静坐，准确无误地按规定时间进行，是自修室中最遵时守纪的学生，也是图书馆中最勤奋的读者。

    工作之后，依旧在案头的墙上贴着类似功课表的东西，上面清楚地写着不同时间干不同的事情。早起、喝牛奶、做早操、念英文、做工作、写文章、洗冷水澡，日复一日，按部就班。

    青春苦短，何必如此的辛勤呢？放工一天不可以吗？

    面对朋友同事的质疑，杨贤江总是恳挚的、严肃的。在他眼中，是把工作时间看作铁一般不可移动的纪律，把写划文字看作慎重巨大的事情，严谨地支配时间，不肯白费哪怕一点。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那一代青年正身处新旧思想交替的动荡年代。目睹着国家危亡、民不聊生，他们怀抱着不同的理想走进学校、走向社会，努力寻求达到自己目标的途径、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

    在持之以恒的高效率、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杨贤江从事革命活动和理论工作虽说不过10年时间，但在报刊上发表论文、短评、译文300多篇，写给青年学生的通信有200多封，回答青年学生的问题则有1600余则。

    有人说，在杨贤江身上，有种朱舜水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奇妙结合。也有人说，杨贤江有种“木讷近仁”的气质，对一切人一切事都是真挚、诚实的。

    而孙怡佳看到的，则是一个严于律己、朴质无华的青年——他并不夸耀自己的聪明，只是踏踏实实地向着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走着，仿佛天底下就没有走不到的路，没有会失败的事情，也没有半途而废的事业。

    心中有光，赍志以殁

    在一片黑暗中，找到微光可能并非难事。但要在荆棘遍布、虎狼四伺的环境中，始终身先士卒地前行，却实属难得。

    到上海工作不久，杨贤江就在好友的影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总是衣着朴素，脸色红润，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浑身散发着新青年的勃勃生机和满满朝气。

    但前进的道路，总归是曲折的。不久，1927年就伴着疾风骤雨，迎面而来。

    在杨贤江所在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曾见证过工人和军队合作，商讨着怎样解决北洋军阀的残余部队；也曾目睹东方图书馆门口站着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在屋顶飘着镰刀斧头的红色大旗……

    这群踌躇满志以为反帝反封建大业基础已定的青年，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晚亲耳听到机枪扫射的声音，第二天清晨亲眼看到工人尸体纵横在东方图书馆的内外。宝山路的游行大屠杀、各个工厂的包围逮捕，“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阴云密布。

    “经历革命的低潮，看不到前方的亮光，有些知识分子失去信心，或愤激焦躁，或悲观消极，甚至离开革命队伍。但先生始终抱着镇静、乐观的态度，也不焦躁也不悲观，就像山岳般坚定，展现了革命者坚韧不拔和信仰忠诚。”孙怡佳说。

    由于情势危急，辞去编辑职务的杨贤江常常把头顶的乌帽压在眉边，还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在大街小巷跑着，躲避反动派的迫害。上海、武汉、浙江……他辗转各地，最终不得不化名“李浩吾”东渡日本。

    在回乡省亲的一个秋夜，杨贤江走在通济桥上，姚江之上是倒映的点点星光和初上灯火的艘艘渔船。“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即使此情此景，他的内心依旧充满昂扬的斗志和大无畏的精神。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因为心中的光不熄，他甘愿为之献身、奋斗，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逡巡。

    点燃火炬，引导青年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无论在什么年代，都是立国之本和风气之先。

    青少年时代的杨贤江，就早早投身教育实践，并立下“教育一辈之儿童，使之为一国之增光荣者耳”的愿望。

    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盲仍占全国青壮年百分之八十以上。一方面，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推行所谓“党化教育”，搞专制愚民政策。

    “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和教育家幻想通过教育，能够改良政治、拯救中国。他们空喊着‘普及教育’，信奉‘改良主义’，将教育看作是‘清高’‘中立’‘独立’事业，鼓吹埋头教书读书，不过问政治，‘先教育后革命’。”孙怡佳说。

    1929年，杨贤江接到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交派的任务，开始着手撰写《新教育大纲》，平均每天写5000多字文稿，仅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近20万字的初稿。一经出版，立即引发热议。

    反对“第一不从学生本身着想，第二不从社会环境着想”的旧训育方法；认为必须从调查社会环境、了解青年身心特点入手来研究分析青年问题；建议教育应当德智体三育并重“融会精彻”，还要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和艺术修养……

    这些内容和观点，在我国的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剖析了改良主义的教育理论；也像一把火炬，照亮了青年前进的道路。

    “无论什么年代，青年必须具备‘完全人格’，不仅要做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还要能肩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做一颗好的种子，做一个崇高的人！”孙怡佳说，这就是当代青年在回答新时代之问、寻找新课题之解时应该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