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俞姓家族供养文（中尊寺藏思溪版《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上有“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的藏经印章（中尊寺藏开元版《西字函音释·成实论上帙一十卷》）

    一

    近日，笔者在解读一份日藏宁波文献时，发现一页思溪版《法苑珠林》的侧面写有“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的地名及相关人名。该史料属于日本中尊寺藏宋版《大藏经》的一部分，原为明州吉祥院所藏。

    资料中记载的明州鄞县城厢地名极为罕见，笔者查遍宁波地方史志，未见有相同记载。此前，日本学者介绍过该经的存在，但只是摘取其中“入吉祥大藏内”一句话，证明它来自宋代明州吉祥院而已，未对该文其他部分进行摘录和解释。

    保存该经文的中尊寺，位于日本东北部（今岩手县），那里曾兴起过一段灿烂的佛教文化。中尊寺所在的平泉町，繁盛于12世纪，是日本最早有计划建造的地方都市。中尊寺及其他佛教遗址至今仍被很好保存，寺院、庭园、街道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201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平泉出土了大量瓷器，以青白瓷执壶、碗、盒子为主，另有部分龙泉窑青瓷。这些瓷器在明州港码头、市舶司、居住遗址和城池基址中屡见不鲜。可以认为，宋代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运往日本的货物，最终有部分流转到了平泉。中尊寺保存的宋版《大藏经》，无可辩驳地见证了这一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尊寺开元版的《西字函音释》（《成实论》上帙一十卷）上，至今仍能清楚地辨别出加盖有“明州城下吉祥院大藏经”的藏经印章。另一页思溪版的《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侧面，则用墨笔记载着“明州鄞县……入吉祥大藏内供养……”字样。

    有关该经文上记载的明州人供养文内容，总共125字，全文如下：

    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居住，清信奉佛弟子俞宗奭、并在堂亲蒹四氏娘、妻黄氏五十娘、花男子俞信、花女子俞八娘、合家眷等，谨施净财，收赎《法苑珠林》十卷，舍入吉祥大藏供养。为四众看转，小集功德。乞保在堂母亲庄严、福寿；次乞保安家眷兴隆、男女称遂者。

    时绍兴十四年八月中秋日开题 

    二

    宋代基层行政组织，常见的是乡村设乡（管、都）、里（保），城郭设厢、坊。宋承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在城邑为坊，田野为村”（《宝庆四明志》郡志卷第三）。但是，存世文献的记载往往与传统认识不相吻合。两宋期间，明州地区发展迅速，人口增加，城市化加快，因此有些文献记载落后于现实状况。例如，《宝庆四明志》所载的明州鄞县乡村中：“武康乡在府城下，管小江里；东安乡在府城下，管白壇里。”

    而到了南宋后期，武康、东安两乡纳入城郭中官属的楼店务地，且属上等用地，《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条载：“第一等地。上则东安乡：自府前街两岸，取四明桥，自能仁寺前市廊西街北岸，至贯前巷口；自贯前巷口市廊南北岸，止永济桥。上则武康乡：自能仁寺巷口、市廊，取东渡门南北岸，及自税务桥、阿满门首，取鲞团内归西，止团桥林保门前，住并灵桥门，直取宋端仁旧食店，今施崇住；及自车桥北巷口入两岸，取郑允客店，今吴献可住。”东安、武康两乡从城郭“州府”或“市廊”前延伸至灵桥门、东渡门的城关之外，可见其城区边界已溢出，城郊部分从原来的乡村地转变成了楼店务地，而其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却未能及时从乡里制转变成厢坊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

    宋代城厢基层组织中，有一个“界”的区域，部分城市实施厢统界，有界辖坊（巷）等现象。但“界”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社会机构？史料记载不多，目前学界还有争论。《乾道四明图经》以及后来的《宝庆四明志》载：鄞县十三乡、明州城内四厢（东南厢、东北厢、西南厢、西北厢）及诸坊巷，均未见“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之地名，说明两宋期间明州城厢结构有所变化。明州吉祥院供养文中写有“州”“县”“厢”“界”“坊”“保”的概念，社会组织由大到小，直至保内所住的居民，这为研究宋代社会基层组织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证据。另外，史料中记载的“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的俞宗奭一族，为研究宁波地区俞氏家族的历史提供了新材料。

    关于明州吉祥院，《宝庆四明志》有记载：“鄞县东南一里一百步，晋天福五年建，六年以释天院为名。皇朝太平兴国八年，改赐今额。嘉定十三年，火，重建。常住见置。”

    近年整理的《宁波佛教志》显示，吉祥院大约位于今天宁波海曙区狮子街吉庆巷附近，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年），初名释天院，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赐额“吉祥寺”。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毁于火，重建后至元朝至元年间（1264年-1294年）又三度毁于火灾。

    其实，关于吉祥院、吉祥寺的位置，《宝庆四明志》中的几处记载不一致，且差异很大，一是在“鄞县东南一里一百步”，一是在“距府（今鼓楼）二里二十步”附近。故推测吉祥院（寺）的位置可能在嘉定十三年（1220年）后有过变动。宁波地方文史专家水银先生认为，其地理位置，前者在今药行街北侧天一广场一带，后者在今狮子街一带。

    三

    至于吉祥院所藏宋版《大藏经》传入平泉的时间，从开元寺版印刷的年代以及思溪版的《法苑珠林》供养文中的“绍兴十四年八月中秋日”等方面推测，应该是在12世纪中期至末期。

    宋代刻印的《大藏经》，又称《一切经》，是将由印度和西域传译到中国的大小乘经、律、论及贤圣集传汇编而成的一大丛书。北宋初期出现佛经木刻本。两宋期间，日本把这些宋代印刷的《大藏经》称作宋版《一切经》。

    宋版《大藏经》共有五种版本，其一：蜀版《开宝藏》，又称开宝《大藏经》。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971年)敕高品、张从信到益州(成都)开始雕刻《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癸未(983年)竣工，这是汉文《大藏经》中最早雕版和印刷的。其二：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版，又称福州本、闽本、越本，赐名《崇宁万寿藏》，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福州(闽州)东禅寺等觉院。其三：福州开元寺版，又称福州藏、毗卢藏。始于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大约持续至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其四：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版，又称思溪版、思溪藏、浙本。宋绍兴二年壬子（1132年），在浙江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由沙门宗鉴、净梵、怀琛、王从永与弟侄及眷属等募雕的。其五：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版，又作延圣寺版、碛砂藏。南宋绍定（1228年-1233年）初年，赵定国等受思溪版影响而发起开雕，后持续至元代。宋版《大藏经》除蜀版为官版外，其余四种皆为民间私版。日本中尊寺藏的明州吉祥院《大藏经》，一个是开元版，另一个是思溪版。

    明州吉祥院的《大藏经》传播到平泉中尊寺，并成为中尊寺的佛教圣典，这不仅说明12世纪宁波佛教繁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状况，经文页面上所记载的明州城厢及人物信息，也见证了宁波城市变迁的历史，为宋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那么，这个“明州鄞县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之地，究竟相当于现在什么地方呢？水银先生认为，根据《敬止录》（三）所载“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1220年-1221年）显示，月湖东侧有“曾家汇”“史君坊”的地名，处于西南隅，这与《大藏经》中供养文的“使君坊增家汇”及“州南界”吻合。至于“使”与“史”“增”与“曾”的文字之别，概为某一方写的错字或别字。他推测，“东安右厢州南界使君坊增家汇第一保”的位置，应该是今海曙区月湖以东的区域。

    这一供养文所记载的时间为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八月中秋日，用楷体墨书写在《法苑珠林》刻板印刷的留白处。文中详细记载了“明州鄞县”俞姓家族成员捐献吉祥院供养的始末，内容详尽，史料价值极高。文中显示的鄞县城厢地名及人名，为历代史志所不见。它所反映的内容，对于解读鄞县宋代社会结构、城乡组织、宗族社会、佛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有趣的是，“花男子”“花女子”这种修饰语或词汇，笔者未见于其他文史资料记载，体现宁波地区使用语言的一个特征。

    （作者系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