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青新            

    杨潇要从长沙走到昆明。

    杨潇的计划——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重走》的封面展示了杨潇行走的路线图，外封里页绘有“长沙临时大学西迁入滇示意图”。两幅图构成了巧妙的时空对应，杨潇以复刻的方式尽力接近历史与历史里的人事。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说过，真正的旅行是哲理和文化层面上旅者的心灵与旅行地之间的共通和默契。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从旅游者到旅行者的蜕变。杨潇就是这样的旅行者。

    《重走》是一部融合了历史随笔、旅行文学和田野调查等内容的跨文体著作。杨潇在经年累月的准备里做足了功课，这些功课主要是大量的文献记录、研究类书籍和“联大人”的日记、信札、回忆录等。这部近50万字的作品展现了杨潇功课的扎实厚沉，五花八门的史料被有机地穿插在一起，每一章还附了长长的注释和参考书目。

    这是一趟3500里的旅途。杨潇为自己找了许多旅伴，他们是沈从文、穆旦、林徽因、闻一多、李霖灿和湘黔滇旅行团里的其他成员，杨潇称呼他们为“神交的朋友”。杨潇引述他们的见闻是如此的自然，几乎没用任何的起始句和转折语，在沅水江畔，在石头城里，在黔滇道上，在杨潇途经的这里与那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他们曾经也在此走过。

    这是一次悲壮的长征，但不是狼狈的逃难。“联大人”的笔下固然有很多关于肉身的困乏、境况的窘迫、时局的忧思以及对沦陷区亲人的挂念等描写，也不乏苦中作乐的嬉笑打闹、相携前进的友爱团结，甚或走马观花的游思。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这次旅行尽管是被迫的，不妨也把它当作深入民间、接触百姓的机会吧。所以，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会觅机寻访古寺，沈从文会有意识地观察民风，闻一多会沿途采集民谣，李霖灿后来毕生致力于研究纳西族文化……师生们写下了很多日记，这些日记不仅为历史提供了见证，也是人生的重要铭记，在以后的岁月里，每每翻阅，就生出自豪与慨叹。

    张曼菱撰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认为，这个过程完成了这群学人在观念、精神和相互关系上的磨合认同，完成了他们在国难面前的精神转变与文化抵抗的准备，从而为下面的八年坚守，打下了一个充分坚实的基础。的确如此！

    联大的前身是长沙临大，由抗战爆发后迁至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读书还是打仗？这是个艰难的选择。年轻学子想要报效祖国，纷纷要求学校实施战时教育，而校方当时打算撤退昆明的决定，是让很多人失望的。《重走》前面几章写长沙时期，描述了普遍的“彷徨”心理。所以，徒步长征是一次洗礼，师生们明白了，报国可以有更合适的方式，无谓的牺牲和太大的代价，是不可取的。思想上的认识清楚了，人心就不散，就有凝聚力。

    杨潇也找了许多当下的对话者。接待人员提供了地方志等基础文献，进一步丰富了本书的历史性。当地百姓口述了民间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故事也许荒诞无稽，却有着鲜活、生动的气息，百姓的臧否自有一番民意。另外，还有一位重要的对话者，那就是美国汉学家易社强先生，即《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在杨潇有所迷失时，易社强及时帮助他解惑。易社强点拨了徒步所蕴含的从身体到精神的转化，而杨潇想到自己何尝不是如此，用徒步来获得某种惯性、校准生活的指针、重新确认生活的价值。

    杨潇的徒步发生在当下，与1937年夏天的那场远行，无法全然吻合。不过，杨潇触摸感悟到了跨越时空的心灵脉动，对于当代社会存在的比如乡村“空心化”等现象，有了更深刻的反思。通过重走，杨潇想起了一些遥远的往事，目睹了记忆的变形，也体察到了记忆的坚韧。他认识到了生活的偶然性。他说，接受这偶然性，然后去做事，用行动来包抄自己，创造自己，这是值得他长久咀嚼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