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程玉森赴北京参加会议留念

    20年前，我曾追过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并被剧中男主角石光荣深深打动。从他的身世、品格、言行以及处事风格中，我看到了我的父亲。父亲离开我已有17年，但对他的记忆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模糊，反而越来越清晰。

    父亲程玉森1922年出生于山东乐陵，194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初期，他担任过村干部、抗日自卫队队长，组织过青年先锋队、壮年武装队，主要是配合地方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1944年起父亲在乐陵县公安局工作；1948年11月南下，先后在浙江省公安厅以及湖州、嘉兴、舟山等地的公安部门工作；1956年因“八一台灾”，父亲从宁波调到象山县民政局等部门工作；1985年离休；2004年8月去世。父亲在世时给我讲过很多当年的抗战故事，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

    一次，父亲他们把八路军渤海军区银行的德国印钞机带到了程楼村，在村东北角我爷爷家门口的苇荡边挖了一个地道，用来印制八路军渤海军区银行发行的军票，也就是山东与河北一带游击区使用的钱币。地道出口在一刘姓人家的磨盘下面，大家从那里出入。一年后，刘姓家人偷偷到镇上的日军据点告了密。那天日本鬼子来得非常突然，吃早饭时包围了全村。因村支书家在村北边沿，支书与几个在家吃饭的印刷厂的八路军工作人员翻墙钻进青纱帐得以逃脱。其他人都被日本鬼子赶到了村中的洼地上清查。父亲那天是来运送钱币的，没来得及逃脱。当天来的是清一色日军，没有汉奸和伪军，但村民们没有一个人招供。鬼子后来对村民逐个进行检查，主要看额头和手(八路军整天在野外，戴帽子的额头处有一圈太阳印，手拿枪也会有痕迹，父亲当时两者都很明显)。如果一个个检查，父亲肯定暴露无遗，于是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危急时刻，一个乡亲急中生智塞给他一个小孩，轮到鬼子检查父亲时，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检查的鬼子不耐烦地挥挥手，让我父亲过去了。就这样，在乡亲们的掩护下，父亲逃过一劫。

    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斗争极其残酷。有一次鬼子扫荡，当地政府、独立营等有五六百人被鬼子合击，战士们打尽了最后一颗子弹。因我奶奶病故，父亲请假回了家，刚好没有参加这次战斗(用我母亲的话说，是奶奶救了我父亲一命)。后来，革命队伍中出现叛徒，他们多次捎信让父亲过去，许以待遇和官位，都被我父亲坚决拒绝。他说，这辈子死也不会当叛徒。

    “文革”时期，父亲蒙受冤屈。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每天提心吊胆，就怕看见父亲挨斗。看到那些平日里我恭恭敬敬叫叔叔的父亲同事，来到我家横眉竖眼大声斥责我父亲时，我和母亲都吓得不敢出声。但看见父亲依然气定神闲的样子，我的心竟然也安定了。“文革”中，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有两件事。

    那时候有好几路造反派，父亲挨批斗的频率很高。当造反派要批斗父亲手下的干部时，父亲就会说：“你们不用斗他们，我是一把手，所有的工作是我要求他们做的，高帽给我戴，游街我来游!”他在游街时神情很镇定，当他的目光和我交集的瞬间，我感觉他神情恍惚了一下，仅仅几秒钟就恢复了正常。“文革”中，他为了替下属担当，不知道多挨了几次批斗。“文革”结束后直至父亲过世，那些干部一直感恩地念叨着这些事。

    父亲在“文革”中学会了喝酒。听母亲说，父亲以前酒精过敏，不能喝酒。遭遇“文革”这样的磨难，说他没有想法、不郁闷，那是假的。父亲怕我和母亲担心，原来脾气很大的他，那个时期却从不向我们发火，被批斗回来，他几次对我和母亲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熬不过去，战争年代这么艰难的环境都过来了，死都不怕，现在这又算什么?”

    “文革”刚开始时，他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为了应付造反派们的各种刁难，他知道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身体和精神，休息好是第一要务，所以就开始学着喝酒。他每天晚上回来就喝酒，喝完倒头就睡。整个“文革”期间，父亲的身体都非常硬朗。不管造反派怎么折腾，他都没有倒下。但这以后，酒陪伴了父亲的后半生。

    父亲去世时留下的最值钱的遗物是两块手表，一块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因工作需要购买的外国手表(那时还没有国产表)；另一块是毛主席100周年诞辰时党组织发的纪念表，后者他一直戴到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国家的困难时期，他让母亲辞去了工作，说国家困难，岗位紧缺，而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日子比别人家好过，工作就让给更困难的家庭吧。母亲也是新中国成立前随父亲一起南下的，当时工资比父亲还高，但她理解和支持父亲的想法。这一让就让了一辈子，其间有好多次的工作机会摆在面前，都被父亲退让了。父亲还终生资助了烈士的遗属和孤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加工资都是有比例的，父亲几次把加工资的名额让给同事，等到他离休时，基本工资比同时参加革命的其他同志要低好多。

    父亲严于自律，对我的要求近乎苛刻。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表扬，无论我考了100分还是得了什么奖，他永远是一副严肃的表情，永远是一句“继续努力”。工作后，他要求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不能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待我走上领导岗位，他更是谆谆告诫：不属于你的东西，碰都不能碰！现在看来，我能在成长的道路上走得稳，很大的动力和压力得益于严厉的家风熏陶。

    （作者系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原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