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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隶书) |
余姚的石笋村,距离梁弄镇横坎头村约30公里,距离四明山地区革命武装建军的草茅庵约7公里。在余姚南部绵延的群山褶皱里,确属貌不惊人。我在电子地图上找石笋村,将比例收收放放,宁波出现了,余姚出现了,石笋村出现了……周边是宋岙、孔岙、余鲍陈等,星星点点。石笋村因村庄郊野有两柱天然的石笋而得名,我对石笋村印象最深的,是村口那一口井,冬暖夏凉,不盈不浅。在炎热天气里,村人会排队灌水,有的直接舀一勺喝,清冽沁心。而井水煮开泡的茶,爽口提神。说起来,这口井,在峥嵘岁月里是发挥过作用的。 浙东村庄星罗棋布,昔日余姚、慈溪、鄞县交集的山区村落,以红色力量联结起来、扎下根去,就是一个个坚固的堡垒。新中国成立后,石笋、宋岙、孔岙、余鲍陈那一带的乡级行政名称是洪山。乡名以革命烈士朱洪山命名,可见其红色基因的传承是深刻的。我听过关于那里的许多革命故事,一村一庄总能报出一点“料”,石笋村也不例外。在我的记忆里,村中池塘边沿上,老人坐一排闲聊,小孩坐一排玩耍,某个小孩会央着爷爷讲“过去的事情”。老人清清嗓音,说:“好,我讲个故事……”老人坐一排,小孩坐一排,自在、悠闲,这样的光景恍若梦境。 那些故事里,“三五支队”出现的频率不低。在我读过一些浙东革命史料后,知道“三五支队”是浙东老百姓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的称呼,当时,不同势力的队伍在浙东混杂,但老百姓就是认出了“三五支队”的可亲可敬。曾在浙东战斗的开国少将刘亨云在回忆录《浙东游击纵队》里说:“抗日战争时期,浙东人民自始至终把我们的部队称为‘三五支队’。”在解放战争时期,草茅庵建军后,为顺应群众感情,由暗转明的红色军事力量打出“三五支队”旗号,宣告“三五支队回来了”。而追溯起来,我关于“三五支队”的了解,就是源于石笋村。 我模糊地记得老人讲的一个故事,说石笋村的大岗头山舍藏身隐蔽、出路便当,被“三五支队”作为“公馆”。某年腊月廿三,敌人突然包围大岗头,窜入山舍,一名长住山舍的联络员不幸被捕。山舍的农户方阿志挺身而出:“她是我的女儿,正生病,在吃粥,你们为什么抓她?”敌人恼羞成怒,把阿志的儿子也抓走了。次年农历五月初七,那名联络员和阿志的儿子被害。我不知道方阿志是谁,他与那名联络员之间,仿若红色版的“赵氏孤儿”,只是,因敌人的疯狂,所托之“孤”未能保住。然而,革命火种生生不息。我循着故事,找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猜想,革命义士遇害那天,他们饮过的那一潭井水,是哭泣的。 老人讲述的关于“三五支队”的其他具体故事,我大多淡忘了。但是,历史铭记。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中共余姚市史志办等编写的《血与火的年代》一书记载,石笋村曾经做过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后方医院”。新四军浙东纵队同日、伪、顽进行顽强斗争,深藏大山的石笋、余鲍陈一带,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为“后方”。仗越打越大,越打越频繁,战士伤病员也越来越多,大批伤员急需医疗。纵队领导决定,在石笋村因陋就简办起后方医院。挑水做饭,养护伤员,有村民把毛竹竹节打通,一支支连接起来,把井水引到医院门口。石笋地势偏高,水源不足,石笋的那一潭井水,参与了一次次救助。我想,这是一种反哺,是相互的恩情。 曾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方调娣回忆,当时,为了保证伤员的营养,石笋村以基层骨干群众方徐亨为主成立买菜队,去陆埠集市买菜。往返路途较远,更危险的是要与在半路上设卡盘问的敌人斗智斗勇。烧饭做菜都在群众家里,有时伤员多了,老百姓的家就是最好最大的“住院部”。村里大多数群众家里住过伤病员,且得到很好的照料。根据党的优待俘虏政策,当时还有一部分敌兵伤员收容在医院里,经教育,他们弃暗投明成为纵队的士兵。方调娣是石笋人,她于2020年9月逝世,她的回忆留在了历史资料里。 说真的,我不知道书中所记的“方徐亨”是谁,村里的哪位是他可以对上号的后人。但,我确信,他一定是将“三五支队”的战士当作了亲人。部分战士因伤势过重而失去生命,村民默默地拿出为自家老人准备的寿材,为烈士殓葬。我从余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陆埠分会会员方信阳那里获得转述,他听父辈说过,当时许多农户家里住过伤员,剧痛使他们打滚和喊叫。那喊叫,掩藏在石笋村的时光里。村人的祈愿,遍布于山坡,化作一朵朵映山红。在成年后,每次经过村口徐林才烈士墓,我总会放慢脚步,怕惊了英魂。 1945年6月,上虞许岙战斗激烈,把伤员送到石笋路途较远,遂停在鹿亭晓云。相关资料显示,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方医院在石笋村两年多时间。据老辈人说,石笋村村民祖上自明代迁居于此。在连绵群山中的一处寂静地升腾起第一缕炊烟的那位始迁者,是否料到数百年后这里将开出人世悲欢离合的一丛丛繁花,是否想到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村庄会承担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使命。 石笋村的一潭井水,为焦灼的土地和浴火的义士提供了某种滋润和喂养。我想,这口井见证的是老百姓与“三五支队”的情谊。在新时代安居乐业的人们,依然可以从中获取精神的不竭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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