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同志

    方 平

    今年4月20日，我与94岁高龄的李坚同志一起去四明山上的芝林村，参加“浙东临委驻地革命史迹陈列馆”落成典礼。回来后她感到身体不适，23日去医院诊治，几天后被告知患了绝症，且已不能动手术。5月27日，李坚同志停止了呼吸。从发现病情到去世，仅一个月时间，走得何其匆匆！她的家人和亲友都难以接受，而我作为与她相处多年的老战友、老同事，心里也倍感沉痛。

    李坚同志是原宁波地区人事局局长、市人社局离休干部，是一位有着74年党龄的老党员。

    1949年5月，在中共四明工委举办的“城（市）工（作）干部学习班”上，我与她相识。那是一次为迎接解放、接管城市作准备的为期两周的培训班，参加者大多为游击根据地的民运干部。当时我还是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青年学生，而李坚已在游击区工作战斗了一年多，且比我大4岁，在我心目中，她就是革命队伍里的大阿姐。

    我们鄞慈县办的这些同志，1949年5月24日下山到鄞西集士港，与南下的解放大军会合后，一起从宁波西门口进城，亲历了宁波解放的全过程。接着，我与李坚又同在宁波市军管会职工部属下，分别到万信纱厂与恒丰布厂当过驻厂干部。离休后，我们两人都担任过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后来成为顾问，所以彼此十分熟悉。纪念宁波解放60周年时，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要编著出版一本名为《回眸》的书，希望老同志们各写一篇革命回忆文章。李坚要我帮她整理、执笔《我求解放的道路》一文，这使我对她的身世、为人和革命经历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一）

    李坚，原名李瑞琴，曾用名李迎、李玲花，现用名是1952年取的。1928年她出生在无锡农村一个农民家庭，有姐妹兄弟6人，靠父母干农活养家糊口，度日艰难。她是长女，16岁那年通过别人介绍到上海申新第九纺织厂（简称“申九厂”）做工。这是一个有7000多名工人的大厂，每天站着劳动12小时，日夜翻班，工作强度大，生活条件差，报酬低廉。在老工人、地下党员何宇珍的影响下，李坚逐渐明白工人要翻身求解放，只有靠大家团结起来，一起推翻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于是她就跟着一些地下党员参加各种斗争：要求厂方改善工人生活与劳动条件；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参加对闻一多、李公朴的悼念活动……斗争实践中，李坚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1947年，地下党组织吸收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年1月，上海发生震惊全国的“申九惨案”。作为地下党员的她，参加了与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的斗争，后遭逮捕。因未暴露党员身份，被关押一个多星期后获得释放，却被厂方开除。在上海没有一个歇脚的地方，李坚找到了在这场斗争中被反动军警刺伤，刚从警察医院放出来的党小组长薛幼娣，即投宿在她家里。党组织把同样被开除出厂的10多名共产党员召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积极向上海各界揭露“申九惨案”真相，为死难工友举行悼念活动，声讨反动政府罪恶的行径，组织失业工人到工厂和市政府请愿等。面对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反动当局进行疯狂的镇压，王孝和烈士就是在这时遭逮捕牺牲的。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组织通知李坚等同志立即转移，撤退到游击根据地去。

    同年4月下旬，李坚等8名地下党员分批来到浙东四明山游击根据地。在政治交通员余文光陪同下，他们乘轮船，经宁波上四明山，住进芝林村诸石坑浙东临委驻地的一个“公馆”（代号“新新公司”），李坚化名李迎。组织上分配她任驻芝林村民运干部，为做好山区群众工作，必须与他们打成一片。在大家建议下，她又改名为李玲花。从此“玲花姐”便成了芝林村村民中的一员。

    同年10月，浙东临委决定建立一个实验区，李坚兼任了实验区一部分工作，除了继续做好本村民运工作外，还做了大量联络工作，接待前来参加革命的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负责安排生活、安全保卫等。是年底，浙东临委转移去会稽，她仍留在鄞慈县办做民运工作。在此期间，她还经历了最后一次反“清剿”斗争。1949年3月，蒋介石下野回到溪口，四明山特别是鄞西、慈南区游击队对他构成很大威胁。国民党反动派遂调集青年军、交警总队、浙保部队数千人，对鄞慈地区进行重点“围剿”。一天敌人进村清剿，李坚同志来不及上山躲避，所幸在群众掩护下，逃过一劫。可就在这次“围剿”中，民运干部夏苗和朱敏、陈辉、徐角方、肖章等先后被捕，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

    （二）

    李坚的爱人鲍纯甫，四明山余鲍陈村人，是1943年入党的老同志，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在游击根据地中作出过重要贡献。李坚进入四明山时，接待她的正是时任鄞慈县工委副书记（后任县办副主任）化名“阿五”的鲍纯甫。李坚在开展工作时，常得到“阿五哥”的帮助与关照。1952年初，他俩在慈溪县（县委驻地慈城）工作时结婚，夫妻笃爱。

    新婚不久的1952年3月，省委、地委通知，要鲍纯甫参加中国农民代表团前去苏联参观访问。临走前，老鲍对李坚说：“我去苏联访问，生活费用已有国家供给，现在国家经济状况还未完全恢复，困难很多，出国期间，我的津贴不用去领了。都上交国家吧。”那时干部实行包干制，每月才20多元钱。李坚明白丈夫的心意，立即回答：“我的津贴已足够家用，你放心好了。家里的事情我都会安排好的。”

    1957年，老鲍又向李坚提出一个要求。1947年4月草茅庵重建主力武装后出击三北时牺牲的郑惠民烈士，生前是鲍纯甫最亲密的战友。郑惠民牺牲后，鲍纯甫向郑母承诺：自己从此就是她的儿子了，会照顾好他们一家的生活。李坚二话没说，同意把郑母和郑的弟弟郑永民接到家中，对郑母当作自己母亲奉养，又把郑永民送去慈湖中学读书，直到读完中学和师范，走上工作岗位，成了家。他们一家与郑母一起生活了10年多。

    1957年和1966年，余鲍陈村两次火灾，烧毁了包括鲍纯甫哥哥鲍纯宏在内的50多户人家。老鲍对李坚说：“哥哥过去卖掉田产支持革命，还因我参加革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敲诈，他毫无怨言。现在他家遭了火灾，我们要支持他恢复家园。”李坚就把自己积蓄的700元钱送了过去。

    1960年，李坚母亲病故，在老鲍支持下，她把父亲与一个小妹从无锡老家接来一起生活，资助小妹从初中读到大学毕业。

    “文革”中，老鲍遭受严重冲击，身心受到很大摧残。“解放”后，他仍带病在鄞西山区的大雷汽车修造厂任党支部书记，李坚则在慈溪东埠头纱厂劳动。1971年6月19日，老鲍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死。这给了李坚巨大的打击。那年她才44岁。以后的岁月，除了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她毅然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把一群孩子扶养、培育成人。所幸的是儿女们都争气，后来个个有出息。

    （三）

    李坚对四明山原慈南一带的革命老区充满感情，那里既是她曾经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又是她爱人鲍纯甫的家乡。自从宁波解放、下山进城后，她心里一直牵挂着老区人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她常常说，在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为了支持革命甘愿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倾家荡产，做出过巨大贡献。如今国家经济发展了，城市人民生活有了显著改善，不能把他们遗忘了。自己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老区的扶贫工作尽一点绵薄之力。

    上世纪70年代初，李坚看到老区群众仍要肩挑背驮、翻山越岭步行出门，心里不是个滋味。她多次走访宁波和余姚的交通部门，想方设法帮助解决资金问题，1976年，一条长达16.7公里的袁（马）毛（家埠）线公路终于通了车，沿途群众拍手称好。后来她又发现山区的夜晚一片漆黑，老百姓还是要靠火把、煤油灯照明，就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优先解决老区的通电照明问题。有关部门重视李坚的呼吁，克服种种困难，使洪山乡于1976年通上了电……

    除此之外，她还主动牵线搭桥，想方设法增加扶贫资金，让余鲍陈村利用山上溪水安装天然自来水；做了筹集村校资金，开发砩石矿、办水煮笋厂等大量利民实事。逢年过节，她总要亲自去革命老区捐钱送物。最令人感动的是，离世前半个月，她已无法下床活动，就委托女儿把她平时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10万元钱，于5月10日下午捐赠给余鲍陈村作基础建设资金。

    得知这个情况，我的泪水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