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坚

    《世间的小儿女》一亮相，陈慧就获得了许多媒体的关注，被贴上了大同小异的标签，如“野生作家”“菜场里的网红作家”“小摊贩作家”等，这些标签与文学的关系不大，或者说，属于文学的外部问题而不是内部问题。很多人对陈慧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远远大于对她作品的关注。我还是想重点说一说对她的作品的基本认识，并借此讨论一下生存与文学表达的关系问题。

    陈慧的两本书都是宁波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名字是我取的，但句子是她自己的，我只不过是从她的文字中把它单独捞出来。这一本《世间的小儿女》，我觉得书名似乎有点弱，不太合乎陈慧有一股子韧劲的表达方式，但我也没有想出更好的来。陈慧的笔力硬，有冷锋芒，没有什么故作浪漫的柔婉样子。我给陈慧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主要是请她尽量保留有个性的语言。我建议她去掉里面的网络流行语，也去掉一些刻意文气的修辞方式。陈慧的优势，是用质朴的语言写她的身边世界，写原生态的底层生活，这是坐在书斋里的作家写不出来的，也是沉迷于虚拟空间的网络写手写不出来的。

    我的建议不一定是对的，但我非常看重陈慧的文字里显现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体验。陈慧的文字和她的生活状态一样，真实得有些粗粝，却有一股活力。那是绝处逢生的微光迸射，由内而外，倔强不屈。或者是独处幽暗的热血潜流，难以抑制，有木刻般的冷峻。

    写作对于陈慧的意义是给予自己生活的勇气和信念，而不是自我纠缠或者自我表演。她在新书首发式上说，她用文字“编织自己的小世界”“文字是结结实实的东西，也就是这点结结实实的东西，歪打正着地炼成了我的骨骼”。我不会忘记这样的细节：在余姚市文联组织的改稿会结束后，陈慧并没有留下来与参会的文学期刊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一起吃午饭，她匆匆忙忙地戴上头盔，骑着摩托车进货去了。这个一骑绝尘、二话不说的背影，应该就是陈慧对于生存与文学表达的关系的一种身份亮明，一种向量表示，一种领域划分。

    由此，我想到了王安忆对于小说中的生计与精神的阐述。王安忆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在现代性的追逼之下”，如何来处理生计和精神的关系？如果作家不能把生计问题合理地向读者解释清楚，他们是不能够说服读者如何理解精神问题的。在王安忆看来，生计指向了最根本的生存价值，而当下小说的尴尬处境是因为作家不善于处理当下现实，或者缺乏生活经验，缺乏对生计的思考。王安忆指出，小说的合理性，会表现在它的表象上，在表象形成特征。她说：“小说要由外部的表象和内在的内容构成，内容是组成外部表象和形成外部美感的重要条件。我认为作家创作的核心就是将故事里的每个人物生活都安排得服帖。这就回到‘生计’这个问题上，‘生计’是在现实中真实存在的，应该是最好写的。而小说创作繁衍至今，这种‘生计’反而成了最难以把握的。”

    “生计”被王安忆视为当代小说重要的素材和内容，考验着作家对人的精神价值的理解能力，对形而下的生活进行形而上处理的能力。她自身的创作注重书写市井人物，认为这些人生活在边缘，非常有性格，又与时代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张力。

    陈慧写的是散文，不是小说，但道理是一样的，散文写作的合理性同样期待作者善于处理现实，与读者形成真诚的交流、共鸣。王安忆说到小说里的“常识”，指的是合乎人物的常识，与人物长在一起的生活元素。陈慧的散文集《世间的小儿女》，写的全部是人物，是她在浙江余姚小镇梁弄和故乡江苏如皋蔡家庄遭遇的一个个小人物，每一个人都有真实的原型。她写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充满细节的人，而不是一个个集体的人、符号化的人。看风水的毛永宽先生，收取报酬时，“数也不数，道一声‘客气了’，直接揣进中山装的口袋里”。人性的卑微与尊严、宽厚与同情，在陈慧的笔下深藏不露；乡村伦理的朴素与默契、实在与稳定，溢出文本之外。陈慧写养父养母“拉拉扯扯了半生的婚姻”，嗜酒、不安分的养父“犯浑的时间远远超过清醒的时间”，多病的养母“从二十多岁到六十岁，三十多年的时间，她总共动了五次手术”，她的养母“忘记”了所有的疼痛，却记住了多年前刮宫产手术中养父在医生面前“扑通”一跪的瞬间。见过残忍的真相，却不扼杀温情记忆与美好想象，不至于绝望到底。陈慧观察和她在同一个菜场摆摊的昌铜匠，遭到病灾后，这个孤老头子戒了烟，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他的言语软和了许多”“动辄粗声大气的脾气也在不知不觉中收拢了”。这篇叙述平缓的散文，结尾一段突然摆脱惯性，来个反转：“昌铜匠离世前的几个月，重新抽起了香烟——依然那么险泠泠地粘在下唇上，像一个酷酷的大侠。”这个结尾决绝而惊人，是对生命高冷的反讽，却并未失控、打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驱使，急刹车时抓地沉重。作者如此敏锐的生活感受，来自生存的困厄，也来自救赎的渴望，合乎生活常识，又超乎寻常经验。如果没有领会命运的促狭，陈慧不会呈现出如此促狭的语言空间，似乎在无路可走时急遽掉头。“软和”与“酷酷”的对比，生与死的对抗，悲悯与无情的交织，让这个简短的结尾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陈慧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活得容易，都是王安忆所说的处于边缘的人物，他们常常被忽视了。在底层社会的生存中，他们顽强地维护着生命的底线，这就是一种不灭的精神价值。展开他们的坎坷命运，就是翻开人性的皱褶，抚平心灵的创伤，引起读者的共鸣。虽然每个人遇到的挫折与失败不同，但是，都会直面本质上的生存困境——如何守住人之为人的底线，如何守住原始的生命力。这也是我们理解直接处理生计问题的“草根写作”的一个基点。由此而看，近年来“草根写作”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就不是偶然的，它和我们的生存现实、和这个急剧转型的社会有关。

    陈慧的写作与余秀华、范雨素等人的写作有共同之处，就表达方式而言，就是更加直接、裸露，更加有冲突性，更加有断裂感，不注重太多技巧，但是真实、真切。陈慧作品的结构不是绵密的，现实的逻辑远远强于语言的逻辑，这恰恰是王安忆所强调的文学的合理性。现实是不由分说的。陈慧还有一点是可贵的，她有切身之痛，又能反身而观，她的冷峻、粗粝是一种来自深层需求的自我抵抗、自我防御，又是一种通过塑造和确认他者的存在意义而进行的自我投射、自我实现。她和笔下的人物是活在一起的，都是根连着根的野草，她的文本与现实是不可分离的。她理解周围人物的受苦、不幸，但她赋予这些人物以人格权利，并且将他们安放在一个有爱的世界。这些人物不是可有可无的，虽然别人没有关注到他们的何去何从，但陈慧用心记录了他们的处境，仿佛给他们写下一篇篇传记。

    她从暗如深渊的不幸之境中捕捉人性的微光，寻找灵魂的出路。避免自己沦为不幸的人，表达自己摆脱不幸的愿望，这便是陈慧在接受生存的考验中形成的强大力量。我们关注陈慧的作品，而不是傲慢而轻薄地给她贴上某些标签，便是对生存、对文学、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作者系宁波出版社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