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卫平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我考入宁波师范学院（当时为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中文系读书。记得第一个学期为我们开设“文选课”的系主任白砥民先生，常常在上课前用两三分钟时间告诫我们，不要因条件差而影响学习，要珍惜宝贵的读书年华。许多年来，白先生这些看似平常的话，时常提醒我要善待岁月。

    一年读下来，我最喜欢的课，要数徐季子先生、李燃青先生讲授的文艺理论课。印象中徐先生授课视野开阔，极富气势和感染力；李先生讲课理论扎实，思路严谨、绵密。两位先生的课都让我如痴如醉。到了二年级，我认定要在这个领域里投入进去。刚开始很是懵懂，渐渐地才摸出点门道，知道哪些书该精读，哪些书宜泛读或浏览一下目录即可，也渐渐地领悟到，文艺理论与美学相关，美学又联系着哲学、心理学等学科，联系着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于是，一些名家名作逐渐进入我的阅读视野。

    读正儿八经的理论书，也读报刊上的学术消息和论文。读了一个多学期，便蠢蠢欲动，也想学写“论文”了。进入三年级后，我悄悄写成了第一篇“论文”《创作方法的质的规定性不能取消》。然后悄悄修改、誊清，硬着头皮，鼓足勇气先后拿给陈象成、李燃青、徐季子诸师看。

    那时候的老师待学生真的好。几位老师看后，都给予了详细的指导意见。陈象成老师不仅写了满满一页的意见，还找我去宿舍谈了两次。李燃青老师约我到家里详谈，除了对我的习作详细评点，还特地抄录了王充、曹雪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中外作家的有关言论供我参考。徐老师当时是学校的副校长兼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是个大忙人。他收到我习作时的那几天正在开会，但是三天后，他就到宿舍来找我，并带我到他的住处详谈指导。徐老师对我的习作提出了四点珍贵的批评意见，指出我的习作“思维逻辑性不强，文字组织欠清晰，条理、层次安排欠严明”。为了鼓励在学术上稚嫩而又满怀激情的学子，徐老师还特地在我习作结尾的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肯钻研，读过不少书，敢于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能独立思考。”在老师们的指导下，这篇练习文章先后写了六稿。每改一遍，我就用方格稿纸认真誊抄一遍。

    大学三四年级时，我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学术梦境之中，几乎每个月都会写一篇“论文”。读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就写了一篇《柏拉图文艺观点刍议》；读了刘丕坤先生翻译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写了一篇《自然的人化与自然的客观性》。有一回不知天高地厚，还写了一篇《论美的本质》，妄想一举解决数千年来人们苦苦索解的美学难题。

    读书，也爱买书。我的助学金是每月16.5元，除了伙食费，每月还能积余两三元。每当手里有了几元钱，我就要把宁波市里的三四家书店转个遍。那时候书价便宜，怀里揣有几元钱，便可以底气十足地从这家书店到那家书店，一路逛过去。整个大学时代，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粗茶淡饭，等到大学毕业时，我已拥有了数百本理论书籍。

    毕业时，我就是带着这七八箱书籍告别学校，继续去编织自己的学术之梦。

    我在学术道路上能够一直走下来，得感谢甬江之畔的那座校园，还有那座校园里的老师们。

    （方卫平，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