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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乔《山水书法》扇面 (方向前供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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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维乔《茅亭观瀑图》 |
钱维乔(1739-1806),清代书画家,江苏武进人。
关注钱维乔,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钱维乔乾隆年间曾任鄞县县令,并与当时学界大伽钱大昕共同修过《鄞县志》,与宁波有缘;二是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宫廷画家钱维城是其兄。钱维城为乾隆十年状元,皇帝身边极其受宠的大画家,不少画作被收入《石渠宝笈》,很多作品拍卖亦为天价。
那么,其弟钱维乔的书画水平又如何?先来说说钱维乔其人。
钱维乔,字树参,一字季木,号竹初、竹初居士、林栖居士、半竺道人、半园、半园逸叟、净继道人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据记载:“官浙江鄞县,有政声,为人和易,长于吏治,兼善书画。1919年,商务印书馆印有《钱竹初山水精品》。另,乾隆五十年(1785年)与钱大昕合修《鄞县志》。钱维乔一生好交游,与毕涵、赵怀玉、钱大昕、管世铭、袁枚、张惠言、赵翼、洪亮吉、孙星衍等多有交往。有诗文集《竹初文钞》十卷,《竹初诗钞》十六卷,《鹦鹉媒》二卷和《乞食图》二卷。”
身兼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等多种身份的钱维乔,又是一位颇有政绩的地方官。绘画,属于钱维乔的业余爱好,但其书画水平绝不“业余”。我们不妨从钱维乔的一件扇面作品读起。
扇面是中国书画的一种独特形式,于方寸之间,展现画家的构图、笔墨、风格等各方面能力。自古以来,有“求扇一页,胜画三尺”之说,许多收藏界人士认为“一尺扇面两尺画”。
上面这件《山水书法》扇面作品,左半面为山水,右半面为书法,这种形式并不多见。扇画虽小,但小中见大。“曾见五峰山人旧箑,笔墨苍雄,临为茶山一兄雅正,竹初弟钱维乔。”这个题款为我们了解这件作品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此画与五峰山人、茶山一兄有关;这是一件画家的摹古之作。
五峰山人即明代画家文伯仁,文徵明侄子,工山水,擅人物,效王蒙、文徵明画风。“笔力清劲,岩峦郁茂,布景奇兀,时以巧思发文。”据记载,文伯仁山水画有繁、简两种面貌,简者学文徵明,繁者出自王蒙。另外,款中所提“茶山一兄”,即钱维城。钱维城号纫庵、茶山,晚号稼轩,为钱维乔兄,著有《茶山集》等。钱维城为乾隆时期画苑领袖,其画得董邦达指授,精山水、花鸟,《石渠宝笈》收录其作品160余件。
这件赠予兄长钱维城的山水扇面,虽为临文伯仁山水,在我看来,则是一件意临的精心之作。此画与文伯仁山水画中常见的高峰巨嶂、云壑泉涌、构图繁密不同,它以亭台楼阁结合小山坡式的江南山水风格呈现,山坡、亭台、松蕉、人物构成了画面主体。画中主角是人物,右边展卷赏画者乃主人,左边辅展画轴的是书童。天朗气清之时,赏画吟诗是文人生活中最舒心惬意之美事,画中描绘的,其实也是为官的钱维乔内心所向往的。苍朴、秀逸、文雅,是这件扇面山水的艺术特色之一。钱维乔山水画的传统取向,既有“吴门画派”的细腻与雅逸,也有“清初六家”的茂密与苍厚,跟文伯仁山水画偏向于王蒙的繁复、深邃、精细有所不同,钱氏绘画更显文人气息,在构图上亦较简约,画风雅逸。
笔者曾见过钱维乔另一件山水中堂《茅亭观瀑图》(156㎝×87㎝)。奇怪的是,此画款识写道:“余二次登天一阁,遐龄明经属画,即为应之,钱维乔。”钱维乔曾在鄞县任职多年,画中所提天一阁应是甬上藏书名楼天一阁。但画中景物与如今的天一阁却有天壤之别,令我顿生疑惑。
画中,一高士坐于亭中,亭置于水溪中,周边有土坡、山石、古树环绕,高士举目侧望,但见高峰入云,山间有瀑布飞流直下,水流汇入小溪……想来,《茅亭观瀑图》该是画家想象中的天一阁景色,钱维乔在画中把天一阁与四明山巧妙地结合起来,心造了一个别样的天一阁。
师古人,也师造化,是钱维乔山水的又一个特点。他的山水画既得古人之“意”,也得造化之意。这个“意”,在表现对象上是画家写生活、写现实,在主题思想上,写自己、写画家理想中的山水,这是钱维乔山水画“文人化”的体现。那件仿五峰山人的扇面山水,也是作者借古人之题,写自己的胸中之“意”吧。
钱维乔书法具有浓浓的“二王”意味,书法从帖,风格秀美、恬静,笔法严谨,字法平中见奇,《山水书法》这件扇面书法就呈现了这种特点。
这是一件画家临古之作,写的是宋代大书家米芾的《通判帖》。此帖凡十四行,共八十一字,为米芾在涟水时与楚州通门状。钱氏在临写时去除了帖中首尾的若干内容。在我看来,这件钱维乔临米芾《通判帖》为意临作品。
意临是书法临摹中的一种,与“对临”“背临”相比,意临属于临摹的最高层次,它要求书者有相当扎实的传统功底。意临之“意”,并非“随意”,更非“无意”,而是“有意”,是有目的的临写,是书写者对经典碑帖融入自己理解的临帖过程,所以可看成是书者的“准创作”。这件临作在保持“二王”书风的前提下,有两处大的变化。一是钱氏的临作偏于平实、端庄,较米芾书法在字形上变化要少些;二是此临作处处流露出颜字意味,在结体上更为明显,字形内松外紧,体态宽博正气,但又不失二王的秀美与灵动。钱维乔的临古达到了“意会古人”之境界。
我深深领悟到,书法的求变与创新,都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绝非书者的独自“创造”,也不是书家苦思冥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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