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大约9年前，我去参加慈溪市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当时，岑燮钧只写随笔，属于文史类随笔，有较厚的文史功底。我信口说：文笔不错，你可以写写小小说嘛。

    岑燮钧一起步，走得就好。当然，他有个惯常的小小说概念——侧重故事的情节。其实，小小说的首要任务是写人物。小说史，不是故事史，而是人物史，人物形象史。之后，他转为注重人物。其间，他的小小说有时也在“故事”和“人物”之间动摇，像钟摆。不久前，他拿来三篇新作让我看，我觉得他又重视“人物”了。

    小小说，写人还是写事，差别甚大。这是小小说的哈姆雷特式之问。当然，“人”脱不了“事”的干系。人与事的关系，怎么把握分寸？若是注重故事的情节，写了“事”的流程，那么，故事就成了箱子，往往把“人”往“事”里装。而且，故事的情节容易归纳，甚至可以抽象为运作的公式。但是，人物的情感难以套用公式，每一篇、每一人，都不一样。单看岑燮钧这三篇小小说的开头，就能看出是聚焦人物的，切入手法也有独特性。

    岑燮钧有自觉的系列小小说意识，他同时进行着几个系列：族中人、戏中人、古典人等。我在每一年的浙江省小小说评述中都能遇见他写的不同的人物。此三篇，《长康伯》《二叔》为族中人系列，《僵卧》为戏中人系列。族中人系列显然是以家族的亲戚为原型（我猜，作者也会将熟悉的外人拉进“族中人”），带有经验写作的色彩；戏中人系列则是以多年的文史底子为支撑，而浙东的民间戏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文化、文气、人情、人性是其小小说的内在底蕴。

    在《长康伯》里，作者对时空的处理，概括叙述和具体叙述详略得当，围绕着人物的窘境一一展开。退休后的长康伯先是忙着带晚辈，随着晚辈进城读书，他的生活“忙转闲”。长康伯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填补这个“空”？这是一个关于老人难以排遣的生存境遇的问题。空间上，长康伯进了城，由乡村转换到城市，可是，那个“空”越填越大。读者看到其生命在“忙-空-忙-空”间运转，这个过程，实为时间的流逝过程。最后，“兄弟姐妹，只剩自己一个人了”。这样的时空中，呈现出来的是江南老人的典型形象：善良、忍耐、承受。老人习惯了操劳，闲了就找事做，以填补空虚。那个“空”在扩大，但又说不清。

    《二叔》开头一句，就悬在全篇之顶：“人瘦成一把骨头，二叔。”作者抛出一个“瘦”，然后一字不写其瘦，读完全篇，却能感觉到“瘦”的存在。为何会“瘦”？全在人物的所作所为，二叔“样样都会，是劳碌命”，属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那类人。他虽是城里人，却是农民心。“瘦”的是身体，“胖”的是精神，他精神自信饱满，准备自己动手修整要出租的房子。二叔修整房子的目的是出租，用来对冲儿子在北京的房租，达成远距离的收支平衡。此篇的主体写了修整房子的过程，但作者又避开了这个“流程”，着重写二叔抱着勤俭节约的初心，找材料、搬运，都自己来。削楔子时，还伤了食指。作者写包扎伤口这个细节，带出过期的药和包扎伤口的布，从而感受到二叔心灵的趋向，也是作品情感的流向。文章表面上是写修整房子，其实是写父子间的情感。结尾写二叔敷了药粉，缠了手指，“打了个重重的结”。显然，这是个暂时的“结”。伤和结，隐喻着心结、情结。

    若问我更喜欢哪一篇，那么，我选择《二叔》。理由是，它恰到好处地处理了“隐”和“显”的关系，父亲在老家修整房子是“显”的，儿子在城市里租房是“隐”的。岑燮钧调动生活经验的时候，能从容地隐掉“冰下的十分之七八”，只显露出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小小说就是要关注那“一角”。

    《僵卧》也表达了“隐”与“显”的关系，以及母亲的生与死（身与影）的关系。此篇的开头，切入很妥当，在一去一回、一下一上之间，展现人生的转折、命运的突变。虽然作者省略了漫长的故事，但读者能够依靠想象加以填补，整个作品的“动”反衬了那个“僵”。

    是倚重情节，还是重视人物？岑燮钧已用三篇小小说作品，回答了哈姆雷特式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