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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文祥 

    知道陈山的人不多，知道陈山就是客星山的人则更少。在一般人眼里，陈山也确实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在江南这样的山到处可见。而事实上，这是一座极为独特的山。它的独特不在于山的本身，而在于很久以前有一个人走上了这座山，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地。这个人就是东汉高士严子陵先生。

    陈山，位于余姚城东的凤山街道，不高，但十分秀丽。春里翠绿秋里金黄的稻菽在四周如浪翻涌，一条叫安山桥江的小河在山的不远处蜿蜒东流，几户农家散居在山脚边疏疏落落的绿树间。袅袅炊烟升起，山上的苍松、翠竹以及满山坡的杨梅树，恍如一幅诗意弥漫的山村风情画。若登顶四望，向南，余姚城区历历在目。向东北，慈溪市区林立的高楼尽收眼底。真可谓“一山览两市”。据传，宋时名人陈襄子孙散居山下，此山便叫了“陈山”。清代诗人郑性曾赋诗一首：“姚邑东偏耸客星，十分孤秀十分青。看花雾眼看山雪，几度经过为少停。”

    的确，自古以来歌吟陈山的诗词不绝于耳，但这并不是人们把陈山看得很伟大，而是人们极为敬重与这座山血肉相连的严子陵先生。假如山上没有子陵先生的足迹，那么，陈山只能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山。正是因为山上融入了子陵先生的学识、品行乃至最后的骨血，陈山在历史的卷帙中才闪烁着光芒。

    这一点，陈山又叫客星山可以作证！

    作为余姚“四先贤”之一的严子陵先生，在《余姚县志》人物传中是有姓名可查考的第一人，然而，关于子陵先生的史迹，流传下来的却不多。在屈指可数的史实中，我们约略知道子陵先生出生于余姚的黄清堰村，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高士，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有一次曾把自己的脚搁在刘秀的肚皮上，刘秀竟无半点微词，于是民间就有了“客星犯上”的说法。其实，子陵先生最让后人敬重的，是他的人品！

    子陵先生不愿做官，喜欢在富春江边钓鱼，好不逍遥自在。他的这一“钓鱼人生”，着实让后人尤其是仕途不如意的文人羡慕不已。名相范仲淹来到子陵先生当年钓鱼的地方，挥笔赞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此言一出，把子陵先生的高风亮节推崇得无以复加，子陵先生一下子成为不慕富贵、不畏权势、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的典范。此后，自然也成了余姚“四先贤”的首位人物。

    想当年，范仲淹写《严先生祠堂记》说这句话的时候，刚遭贬，远离政治中心，做了建德的一个知州，但他说的话很有分量。于是，小小的陈山因为子陵先生，不但有了高度，更有了厚度。

    为后世津津乐道的，是子陵先生那种与内心契合的生存方式。中国文人常有一种近乎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满怀拯世救国之志，渴望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另一方面又向往过一种逍遥自在、自得其乐的日子。但真正能走上仕途的文人毕竟是少数，因此，有个性的多数中国文人只能或行走江湖，或归于竹林。他们虽有一颗忧国忧民的心，但当权者对他们几乎熟视无睹，因此，他们的内心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无奈与悲哀。但子陵先生显然是个例外，从来没有一个文人能像他那样，既受到朝廷的厚禄礼遇，又能使自己悠然自得，逍遥自在，张扬着自己的个性。

    子陵先生钓鱼，钓的就是自己的活法——旧时文人像是潭中的鱼，钓者就是当权者。当权者知道潭中有鱼可钓，钓上来可为我所用；鱼也知道有人在垂钓，但就是不上钩，在钓钩边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旧时文人渴望做这样的鱼，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立，又能被朝廷所重视。

    不过，在我看来，这一点应在其次，子陵先生最让人敬佩的还是他的气节与风骨。他不贪高官厚禄，坚辞王莽之聘，抗命新朝，洁身自好。以致历代文人对先生的为人处世之道歌吟不绝。毛主席则有“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之句，侧面书写子陵先生钓出的那片秀丽风光。

    比之富春江钓鱼台，作为先生归宿之地的陈山则显得默默无闻。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以前，陈山是很风光的，山上亭榭楼台牌坊极多，山顶曾建有“高节书院”，望柱上有一副气势不凡的楹联：“何处是汉家高士，此间有天子故人。”但如今那一平如砥的山顶上，连断墙残垣也不见了，偶尔在野花丛中可见几片瓦砾。这种衰败在清代已露端倪：“云台功业古今稀，不及先生一钓矶。家在舜乡甘侧陋，名垂汉史转光辉。”这是不是可以看作后世的人越来越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重要了？

    我不敢想，陈山以后会不会被人们彻底遗忘，真的回归为一座极普通的山。

    ①位于余姚市低塘街道黄清堰村的“高风千古”牌坊。

    ②陈山上高风亭残存的一根石柱。

    ③余姚龙泉山西麓的严子陵雕像。

    （余姚市文保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