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宴与酬乐之风在水乡江南有悠久的传统，东晋王羲之在绍兴的兰亭集会，可谓是诗酒文会的滥觞。唐代，诗酒宴会的传统薪火相传，对唐诗的繁荣功不可没，刘禹锡致白居易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可算是一个有力佐证。

    唐诗如此，宋词更是这般。许多词缘起于宴会之上。晏殊《浣溪沙》“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在宴席上引发的暮春感伤，叠加活在当下的哲理之后，也就有了秋天的开阔与旷远的意味。

    会聚宴饮貌似俗世之举，可谁又能否定有时大俗就是大雅呢。尤其是文人雅士的宴饮，总能使整场活动充满风雅与情趣。且看《饮湖上初晴后雨》，东坡先生陪着嘉宾在西湖畔游宴，一开始天公作美阳光明媚，后来天气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由晴转阴下雨了。而那次湖畔游宴，催生了一阕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

    无意考证苏轼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与谁在一起，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宴饮场面，指向与民同乐。安徽滁州的黎民跟着太守上琅琊山游玩，钓鱼、酿酒、挖野菜、弹琴、投壶，一派宁静惬意的田园生活。读者在感受太守悠闲自得的同时，更可以想见他即便被贬官，为政仍然“宽简而不扰”，政绩卓然。40来岁的欧阳修自称醉翁，有官场失意的些许落寞与无奈，当然也不乏自我调侃的幽默。撑起政事的担当背后，是达观与敞亮。跟欧阳修同行，那是与阳光心态在一起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唐代的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表白，自己终将回归朝廷，北宋欧阳修隔空喊话：贬官也没啥，只要有一颗为民的笃实之心，也一样能刷新仕途的存在感与成就感。

    文学表现的是关系。如果说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体现的是诗人与自然的关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是作者与自我的对话，那么舒亶的《点绛唇》、陈瓘的《花屿》与史诏的《大田山居》等作品，则折射出北宋时期甬城的社会经济与人文生活。

    舒亶的《点绛唇》词云：“水殿龙舟，忆侍瑶池宴。”这是回忆月湖龙舟的瑶池宴；“金壶行酒双美人，小履轻裙不动尘”“酒豪耳热笙歌沸”，这载歌载舞的船筵宴，犹如步入瑶池仙境，由此也折射出北宋时期城市生活的富庶与浓艳。甬城文人游月湖，除了享受船筵席之外，有的还自带酒菜，斟酌赋诗，如陈瓘《花屿》诗云：“红紫商量欲满枝，探春觞豆好携持，便须载酒凌波去，底事黄堂独赋诗。”除了自产的家酿，北宋时期甬城宴会上所用的地产名酒是双鱼酒，这是一种甘洌的贡酒。宁波海曙新庄的王升大博物馆至今有售这种酒，至于是不是北宋传下来的，那就有待考证了。

    与整座城市觥筹交错、花团锦簇的喧嚣相比，北宋四明大地饮食的底色应该还是清简朴素，犹如一幅清水淡墨画。宋代名士、以孝行闻名的史诏，事母至孝，不远游，每遇科举即引避，曾奉母隐居鄞东的大田山。其《大田山居》诗云：“斗酒藏春瓮，开轩有客迎。烹鲜供母箸，督仆佐春耕。园春霜前熟，山禽雨后鸣。市朝风味好，输我一般清。”“清”之滋味，是身在庙堂的士大夫享受不到的，它彰显的是耕读人家的恬淡闲适，是“斗酒藏春瓮，开轩有客迎”的睦邻关系。

    《东京梦华录》记载：“祖宗仁厚之德，涵养生灵几二百年，至宣、政间，太平极矣。”宴饮文化从古流传到今，在宋代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生活之中宴饮之风的兴起，反映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诉求，不必生得惊艳，但要做得精致。宋代文人心中自有山水，笃信生命质感。就连皇帝宋徽宗，也认为心中的山水远胜于世俗的权力。其实，无论是千年前的宋朝，还是时光流转的现世，追求情趣、讲究仪式、崇尚礼节、坚守信仰，都是一种永不褪色的美学，它指向的是一种生活的高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