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诗人大都多愁善感，且越是才高八斗，心高气傲，在现实中一受打击，就越容易精神萎靡，自怨自艾。但似乎也不可一概而论，比如在唐代，就有一位仕途坎坷、屡遭挫折、心理素质却异常强大的诗人。他在诗中表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此人便是刘禹锡。

    刘禹锡，祖籍洛阳，因安史之乱爆发，其父刘绪迁到了浙江嘉兴。刘禹锡在嘉兴出生成长，自幼博览群书，除了儒家经典，还精通诸子百家、天文医学。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的刘禹锡离开江南，游学长安，在二十二岁那年进士及第，同年高中的还有他一生的好友柳宗元。两年后，刘禹锡被授予太子校书的职务，在东宫，他认识了著名改革家王叔文。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即唐顺宗。唐顺宗非常支持王伾和王叔文推行的整顿吏治、打击宦官集团、变更财政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刘禹锡时任屯田员外郎等职，乃“二王”改革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可因“永贞革新”触动了藩镇势力和宦官集团的利益，遭到他们反扑。宦官们又趁机鼓动风疾发作的皇帝册立皇长子李纯为太子。待唐宪宗登基，“二王八司马”事件发生，王叔文被赐死，王伾死于贬途之中，刘禹锡、柳宗元等“八司马”一律远谪，且“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种事情，换成别人，肯定就满腔怨愤，几近绝望了。但我们来看刘禹锡在离京途中写的那首《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蕴含着萧瑟、落寞甚至荒凉的文化意象，极易勾起人们的悲观情绪。然而刘禹锡这首诗里没有半点悲情愁绪，反而积极昂扬，理由也简单：为国为民，改革弊政，我，何错之有？

    刘禹锡第一次被贬的地方是朗州（今湖南常德）。按制度规定，他本来能在衙门里住三间房子。可当地官员策某故意刁难，让他去住简陋的南门。刘禹锡随遇而安，南门就南门吧。南门外有一条江，诗人面江而居，看千帆竞渡，欣然写了一副对联：“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朗州思争辩”，以表自己对改革的信念未曾动摇。策某看到对联，很生气：你给我搬到北门去住！刘禹锡不以为意，又搬至北门。此间的居住条件更差。不过这里有河流有垂柳，刘禹锡又提笔写下“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常德心在京”，意思很明白：身在江湖，心系庙堂，兴国除弊，此志不移。策某一看恼羞成怒：好了，北门你也甭住了，搬到另一处又小又破的房子去！孰料，恰是这间破房，成就了刘禹锡的千古名篇《陋室铭》。策某这下彻底泄了气，他终于意识到，自己遇到的不是一般人，此人不仅文采出众，抗击打能力更是强悍无敌。刘禹锡就这样安贫乐道地住在“陋室”中，写下《秋声赋》《山阳城赋》及哲学篇章《天论》三篇等。

    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被召回京。他心情不错，去玄都观看花，并赋诗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中讥讽之意呼之欲出，于是刘禹锡就又被贬了，这一次是播州（今贵州遵义）。在唐代，那绝对是个鸟不拉屎、鸡不下蛋、乌龟不靠岸的地方。亏得好兄弟柳宗元上书要求“以柳易播”，即将自己的贬谪地柳州换刘禹锡的播州。宪宗有点被两人的友情感动，改贬刘禹锡去了连州（今天的广东）。

    宝历二年（826年）刘禹锡和白居易在扬州会面，催生了两首大作。一首是白居易的《醉赠刘二十八使君》，诗人用“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的句子，感慨朋友的蹉跎岁月。另一首就是刘禹锡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其中有千古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经过那么多年的谪居生涯，换作另一个人，早被磨平性格的棱角，变得圆滑世故了。可刘禹锡在宝历三年（827年）回京后又跑到了玄都观，且诗风依旧：“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好一个“前度刘郎”，居然说：百亩的庭中有一半长着青苔，桃花不见，只有油菜花开遍……就这样，“不知悔改”的刘禹锡又一次开启了自己的外放之旅。

    刘禹锡的终极理想其实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差不多，祈求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治世之道”。尽管没能实现愿望，但他从未气馁，譬如晚年和老友们诗酒唱酬，听白居易感叹自己老病衰朽时，刘禹锡回复的仍是励志金句：“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