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禹治水像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顾 玮 王伊婧 

    主讲人名片

    郭永秉，2007年以来历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副教授、教授，2021年4月起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2020年为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

    出版专著及论文集四部：《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金石有声》。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的编纂工作。并出版有学术普及著作《九个汉字里的中国》。

    “禹是一条虫”的来龙去脉

    “说到‘禹是一条虫’这个命题，就要提到民国的权威学者顾颉刚，他编了一套书叫《古史辨》，共有七册，第七册又分上中下。”复旦大学教授郭永秉介绍，顾颉刚在这部书中指出了中国的古史中有哪些内容是伪造的，哪些内容是靠不住的，需要读者加以辨别。“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对我们的上古历史、三皇五帝的历史提出怀疑。”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传入，有人开始对中国的上古历史产生怀疑，顾颉刚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上古时代的很多历史是后人编造的，并不是信史。顾颉刚在《古史辨自序》中，饱含深情地叙述了自己的治学经历，并结合从小到大的读书、看戏经历，讲述自己是怎么走上古史辨的道路的。顾颉刚研究上古史就是从禹的故事切入的，认为禹这个人物非常重要，他不像其他历史人物是可以依据文献复原的，他在不同的上古文献中的书写是不一样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诗·商颂·长发》：“禹敷下土方……帝立子生商。”就是说商王朝是建立在禹平治水土的基础上的，此后上帝立了他的儿子在这里建立了商朝。这里的禹，类似于开天辟地的神。

    其次是《诗·鲁颂·閟宫》里的记载：“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意思是后稷继承了禹的功绩，这里的禹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神了，而是历史上最早的人王。

    接着《论语》中记载：“禹稷躬稼……尽力乎沟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禹和后稷都在田里耕种，是亲自耕稼的人王。

    还有《书·尧典》的记载：“禹拜稽首，让于稷契。”禹、稷、契变成了尧舜朝廷上的同寅，“让于稷契”，指的是尧舜禹禅让之事。

    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禹这个人的身份从天上到地上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基于此，顾颉刚在《古史辨》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假设，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在他看来，尧、舜的事迹也是遵循了这个次序：《诗经》中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知道有他们存在；《论语》中有提及他们，但还没有清晰的事迹；到《书·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粲然大备了。顾颉刚从中得到启发：禹的故事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到春秋末年才有，越是晚出现的人物，排在越前面。等有了伏羲、神农的故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

    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与钱玄同关于古史辨伪有书信往来，信中他总结了几个观点：“第一，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第二，时代越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越放越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正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使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但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与夏王朝也没有关系。三皇五帝都是后人树立起来的偶像。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

    所以《古史辨》学术研究的核心旨趣就是两句话，一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这是造史的很好的比喻；二是“不立一真，唯穷流变”。

    那么，禹到底从何而来？顾颉刚提出：是从九鼎上来的。《说文》云，“禹，虫也。从厹，象形”。厹，《说文》云，“兽足蹂地也”。据顾颉刚判断，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禹是鼎上动物中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者。流传到后来，就成了人王。

    但此说遭到刘揆藜、胡堇人的驳斥，认为站不住脚，若依这个例子，则舜字本义《说文》训作蔓草，难道舜就是一种植物吗？

    “禹是一条虫”成了近现代学术史上脍炙人口的假说。顾颉刚后来非常惆怅，他认为这句话是古史辨的一个枝节的问题，不是主干。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顾说表示支持。“显然，郭沫若是抓住了顾颉刚学说中的关键要害，即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禹这个人物的变化。”郭永秉教授认为，“禹是一条虫”是顾颉刚古史研究中一个无关大局的假说，不一定成立，但他关于禹本来的神性、禹的来源的研究，是值得深思的；“古史辨”派学者揭示的这些文献，其背后的现象是值得认真分析的。

    “鲧禹治水”传说的本来面目

    “鲧禹治水”的传说是怎样的？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鲧是父亲，禹是儿子，他们从尧舜那里接受命令平治水土。鲧的方法是堵，禹的方法是疏。治水的结果，鲧失败了，禹成功了。

    但实际上顾颉刚先生在文章里指出，鲧和禹两人都是天神，鲧之所以治水失败，是因为没有得到上帝之命。《书·洪范》中记载，“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塞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叙。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山海经·海内经》也有类似记载，“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復（腹）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息壤是传说中神奇的土，可以无限地增长，把它扔到水里，就可以把水堵上。在早期文献中，鲧禹治水一败一成并不是因为堵和疏方法不同，而是鲧没有得到帝命。

    郭永秉教授介绍，古书里保留的“禹堙洪水”的痕迹有很多，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孟子·滕文公下》）；“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荀子·成相》）；“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庄子·天下》）；“昔者鸿水浡出，泛滥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阝区~]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鸿水，决江疏河……东归之于海，而天下永宁”（《史记·司马相如传》）；“禹堙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引《夏书》）等。

    所以在早期的古书里，大禹治水也用到堵的方法，到了战国以后，才变堵为疏。譬如《墨子》记载：“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呼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泄、洒、凿、漏、流、注，这些动词全部跟疏通、泄导有关。

    “鲧禹治水方法和结果的对立，应是东周以后传说模式发生转化的结果。那时命鲧禹治水的已是人王尧舜，则无所谓‘不待帝命’‘窃壤’的事迹，成败就被归结为方法、能力上的差异。”郭永秉教授认为，顾颉刚先生的这个判断应是正确的，他进一步补充说：“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与大禹治水相关的出土文物是藏于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豳公盨，此为西周中期文物，上面写有‘天令禹尃（敷）土，堕山，濬（浚）川’。这表明在西周时代，大禹治水是既堵又疏的，并非只用其中的一种方法。”

    禹和夏代到底有没有关联？郭永秉教授介绍：“顾先生认为禹和夏没有关联，现在学界也基本持这一观点。禹在最初是一个类似于开辟天地的神，他是受上帝之命到下界平治水土的。夏在禹所平治的土地上建立国家，禹变成夏代开国之君的传说是比较晚的。”

    郭教授说，禹夏无关的观点正得到越来越多新材料的证明，譬如，《叔弓钟铭》说成汤是受了天命“处禹之堵”，《秦公簋铭》说秦先公“受天命，鼏宅禹迹”，《鲁颂·閟宫》里说后稷“奄有下土，缵禹之绪”，曾侯钟说先祖“伯括受命，帅禹之绪”……可见，各国各代的建立都被安到禹治水的大背景下。清华简《厚父》里说“天降下民，设万邦”，与《商颂·殷武》所谓“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这一认识是完全相合的。也就是说，在洪水被平治之后，上帝在下土建立的邦国不是一个，秦、齐、鲁、曾、豳等都自认是“万邦”中的一个。

    称王的异族承认并接受禹平治水土传说，自认也是水土平治之后与夏、周王朝一起产生的国家，这说明禹作为当时各国族公认的标志性英雄，影响极其广泛，甚至还带有某种创世者的意味。

    “禹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在郭永秉教授看来：“禹，是建立了认同汉语、汉字文化的华夏族共有家园的精神象征、文化英雄，没有他的治水成功，历史将没有上演的舞台，也就无法在‘万邦’中凸显出一个‘夏’，成为传说向历史过渡的一个朝代，成为殷商之前的唯一前续王朝。也就是说，我们的空间、时间，是同时被禹规定的。既如此，禹哪怕是一条虫，或者是半人半兽的神话人物，又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