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戏班子庆寿、送蟠桃。照旧俗，清明节当天，村民们拜完太公后，戏班子会登台向老太公献桃“庆寿”，为了讨个彩头，村民们事后都会备好红包，争接蟠桃。

②绍剧《风波亭》手抄本，至今已有五六十年历史。

③徐家剧团的戏箱，上方为演员所戴的胡须。

④手绣大红龙蟒袍。“五蟒五靠”是一个绍剧团最基础的行头。红色为“上五色”，演皇帝时，如果没有明黄、杏黄蟒袍，可以用红色蟒袍代替。

⑤将军盔甲，在绍剧中称为“靠”，多用于武生戏。

    （1）

    新中国成立后，宁海本土剧团的再一次兴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

    1961年起，随着“三年自然灾害”渐渐远去，农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大家开始向往精神层面的东西。此时，平调、越剧、绍剧等地方剧团陆续在宁海大地冒头，到1962年左右，几乎三四个生产大队就拥有一个戏班子。每年正月、清明、七月半，戏班子就成了热门货，往往要提早一个多月才能预约到。若能顺利“抢”到剧团，大队干部讲起话来也要比平时洪亮，全村男女老少更是开心得不得了，早早就把排凳搬到大会堂、祠堂占位置，还邀请周边村子的亲眷过来相戏。几日后，相戏的相戏，摆摊的摆摊，送接力（宁海话：点心）的送接力，吃瓜子的吃瓜子，好不热闹。

    在西溪公社（当地俗称西溪岙，原西溪乡，位于现在的宁海县黄坛镇西部；2003年西溪水库开工，当地居民迁移到宁海各地，西溪六村淹没于库底），笔者所在的徐家生产大队是个大地方，但遗憾的是，直到1962年，大队还没有自己的剧团，逢年过节要请戏班子过来唱戏。隔壁的一个大队，规模比我们小了好几倍，但已经在正儿八经地学戏了。更气人的是，那段时间，他们一见到我们大队的社员，就会起哄：你们大队如果会做戏，除非猪娘（母猪）会耕地。

    在农村，面子大如山。当面被人挑衅，凡是有点自尊心的人，心里都不好受。村里人暗暗较劲：我们介大的地方，绝对不能让别的大队比下去，我们也要学戏！

    想想容易，真正要落到实处却很难。行头、人员、请先生……每桩每件都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就是钱。钱从哪里来？

    西溪岙毗邻天台山脉，群山巍巍，遍地竹林，绝大多数村民靠编竹制品、做纸、烧炭等营生，解决温饱问题。大队干部、社员商量了一番，最后出来个方案：卖青柴筹钱。那时节，电气、煤气还没有普及，城乡烧饭、取暖用的都是柴火，我们这边山高柴密，经常有外乡人拉着手拉车过来收柴，在山上斫一天的柴，能换取好几天的生活费。说干就干，第二天，男女老少全部拎着柴刀上山斫青柴，再担下山，统一卖出去。就这样，攒起来的钱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多，一个月后，终于可以买做戏行头了。

    今年80多岁的徐春（化名）老人，正是当年斫柴队伍中的一员，他回忆：那时候，大家的劲头特别足，有些人斫柴斫到半夜，还不愿回家歇着。

    一开始，钱并不多，只买了最基础的行头；随后一边演，一边攒钱，攒到一定数额，再去添置新行头。没过几年，五六个衣箱里摆满了簇新的冠帽盔巾、蟒靠褶帔。

    当时宁海境内，越剧、平调和绍剧三分天下，以各自的柔美、清越和粗犷吸引着老百姓，各剧团的规模、影响力也不相上下。乡亲们在三大剧种之间犹豫了一番，最后还是选择了绍剧。在很多老人心里，自己的根在绍兴新昌，以往村里要做戏，十有八九会派人去新昌请当地的绍剧团。所以这次要组建剧团，自然非绍剧莫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绍剧上手简单，唱起来高亢激越，演起来豪放洒脱，像《三打白骨精》《罗家将》《龙虎斗》之类的剧目，既闹热又解闷，特别讨人喜欢。

    （2）

    1962年开年，“招演员”的公告贴在大队办公室外面，引来很多人驻足。谁都知道，学戏苦，并且按规定，做戏的同时，大队里的活一件也不能落下。干部们一开始还担心没人肯学，谁知公告一贴出去，报名的人如潮水般涌来，把办公室挤了个水泄不通。上到五六十岁老汉，下到十二三岁读书学生，都有。

    按照人活络、肯吃苦的原则，干部们最后挑出35个学员。这35人，涵盖了老中青三代，并且高矮胖瘦各不同，稳重活泼均有之，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不怕苦。大队干部拿着名单，按各人特点及爱好，一一分配角色，有扮生旦净末丑的，有拉胡琴吹喇叭敲锣打鼓的。虽非专业剧团，但这规模与十几个人的“的笃班”比起来，也算是蛮大的了。

    学戏，必须要请先生。请先生，也要靠缘分。徐春记得他去西宁坑看过戏，当时就感觉：这戏做得真好，教戏的人水平真高。大队剧团成立后，他第一时间就去西宁坑打听，最后七托八转，终于在一个田畈头的茅屋里寻到了一位先生，随后由大队干部出面正式邀请。

    与越剧的儿女情长不同，绍剧多为感情奔放、斗争激烈的历史剧，如包公戏、罗家将、岳家将，以及孙悟空等，在锣鼓钹笛的衬托下，特扣人心弦。当时，绍剧传统剧目有300多种，每个先生各有自己的拿手剧目，手抄的剧本高高供在堂屋上，等着学戏的人上门。

    一般来说，先生一个月教一本戏。学戏时，先生拿着剧本，学员人手一本簿子，团团围坐在先生旁边，谁要学哪个角色，就提前做好记号，先生一喊：包文正上嘞！演包公的学员就上去学，先生唱一句，“包文正”跟着唱，再提笔在簿子上抄一句。

    对年轻人来说，最难的是学曲，唱词里没有谱，要怎么唱，做什么动作，只能靠死记硬背。徐友（化名）还记得1962年的腊月，他清早四五点钟就醒来，身体缩在被窝里，簿子摊在床上，读两行，自己再闭上眼睛唱两句。幸亏年轻、悟性好，没多久，就唱得像模像样了。

    打脸（即画脸谱）也是先生教的。他一边打，一边告诉学员，哪里画红的，哪里画黑的，多听几次，大家就记牢了。脸打得好，也能成为亮点，当时我们剧团的“包公脸”，是县内外出了名的，就连新昌的戏班到宁海，也邀请我们剧团的过去画脸。

    戏有文武场，作为合格的演员，不仅要能唱善念，还要能做会打，尤其是俗称“大斗小翻”的翻筋斗，最考验演员功底，也最吸引老百姓眼球。往往是这边在台上跌扑翻滚，那边台下喝彩声连连，把整场戏推向了高潮。

    剧团曾先后请过好几位武场师傅。有一次，大队干部听说越溪南庄有个先生从小练武，无论哪个武将的动作，他都会。得知情况后，大队连夜派出一辆拖拉机，把这位师傅请到西溪岙；还有一位是做洋糕的，很有一些拳脚功夫，最后也成为我们剧团的师傅，大家都叫他：洋糕师傅。

    （3）

    宁海辖区虽然不到2000平方公里，但东南西北吃食各异，这一点，“串百家门、吃百家饭、宿百家床”的做戏人最有体会。

    1963年起，我们大队的剧团正式对外演出。演员们坐着拖拉机、客车，挑着戏箱，奔赴全县各公社、大队。

    去外面做戏，首先要解决的是住和食。每到一个大队，对方都会把演员们安排好，住在谁家、接力（点心）在哪里吃，很早就确定好了。大家吃的接力，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当地的特色，如西店、梅林等北路角，是米豆腐——用米做成的豆腐，切成四四方方，滚水落锅当夜接力；长街力洋是面干、米饭、年糕，还有小海鲜；桑洲、双峰等山上角，是坠面、虾皮粥、麦虾汤等。晚上10点左右，热烫烫的接力端了上来，吃了接力后，整个人暖了起来，戏也能做得长一点。

    对主人家来说，能替集体招待客人是桩幸事，彰显了自家的地位，所以凡是接到接待任务的人家，都是翻箱倒柜，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了。

    重头戏一般放在晚上，做戏人吃完晚饭，锣鼓就开始敲起来了，7点半开始上台，往往要做到凌晨一两点钟。别说，做戏还真是个体力活，接连五六个钟头演下来，人都累垮了。尤其是等在台下的演员，又冷又累，巴望着快点轮到自己上台，因为一登台，精神来了，力气也有了。

    农村生活苦，劳作之余，大家特别向往有“甜味”的东西，尤其是戏剧，这也决定了《龙虎斗》《斩美案》《三打白骨精》《狸猫换太子》等“好人最终得好报”“秉公办案”的剧目，在农村的戏台上经久不衰。而像《风波亭》这样的悲剧，就很不讨喜，好几次散场后，演金兀术、秦桧的演员都要被观众追着骂，据说其他地方有个戏团，演到秦桧谋害岳飞时，有观众爬上舞台，一扁担把“秦桧”给戳成重伤。吃力不讨好，再加上金兀术的鱼肚脸又特别难画，久而久之，《风波亭》就成了断头戏，再也没剧团敢演了。

    无论农村还是城区，做戏都是免费开放的，这就给了公众观摩的机会。一到春节这样的做戏高峰期，各个大队的干部事先就准备好了，四处走动，对每个戏班的行头、唱腔、动作进行比较，做得好的戏班，往往会成为所有大队的抢手货。徐家大队剧团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因为演员天赋好、肯吃苦，慢慢就唱出了名气，尤其是徐友的包公、徐达（化名）的大花脸，在全县都排得上号。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演员们有一百来天在外面。每年临近春节、清明，行程早早就排好了，今天去这个村，明天去那个村，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四个村过来邀请。《姊妹怨仇》《斩经堂》《江山情》一堂堂戏做下来，台下看戏的人山人海。

    徐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已经跟某个大队说好，去他们那里演出。那天，大家坐着客车，载着戏箱出发了，谁知到了半路，一大帮子人堵在路中央。车子一停下，那帮人就冲了上来，搬戏箱的搬戏箱，拉演员的拉演员。最后一问，原来是之前没预订到的村庄，过来抢戏班了。

    做戏，常年出门，照顾不了家里，同时又没工资，剧团赚的钱一律上缴大队，顶多就是可以抵工分。做完戏回到家，要跟其他社员一起上山下田。这么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乡亲们却从未想过放弃，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老一辈做戏人逐渐告别舞台，又一批年轻人开始学戏，上台亮相。一茬接一茬的农村做戏人，不怕苦不怕累，演绎着不同的角色，也丰富着群众的精神生活。若要问，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坚持，很多演员的回答很简单——戏做得好，外乡人就会夸我们剧团演得好。集体有名气，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