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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造就万千美丽乡村(来源:浙江新闻) |
蓝蔚青 省委召开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紧扣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强调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对于我们探索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谋划重大改革方案,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性抓手,有前瞻性地推动共同富裕变革性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是共同富裕的前提 中国共产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为了使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已经坚持不懈、代代相传地奋斗了百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曲折探索中,我们曾尝试过主要依靠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推动社会进步、实现跨越发展和共同富裕,忽视了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的根本性作用,致使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大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央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所反映的那种曾经普遍贫穷的状态,对出生在发达地区的年轻一代似乎是“天方夜谭”,对我们这一代则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通过实践检验,在吸取惨痛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科学决策,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下决心坚持这条正确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顺应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历史趋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社会保持大局稳定,用30多年时间就跃居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多项经济指标雄踞世界之冠或名列前茅,在全国消灭了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小康。 为了尽快摆脱贫穷,我们党高度重视经济增速,鼓励地方和基层积极开拓创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发挥示范作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取得了显著效果。在实现总体小康后,又针对片面追求速度和量的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社会运行规范化程度偏低、价值取向出现偏差等问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强调,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重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全体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走“共商共建共享”的路子才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浙江通过实施习近平同志亲自制定的“八八战略”,成为科学发展的典范,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 党的十九大确定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就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这些权威性论述都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充分肯定“浙江省在探索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具备开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基础和优势”,指出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有利于探索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进一步明确了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两位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正是因为40多年来我们认准发展这个硬道理,紧抓不放坚持不懈,依靠各个领域的高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今天才有条件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行动目标提上具体议事日程。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管已突破1万美元,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总体上还处于世界中游地位。在发展环境上,高端领域面临发达国家日趋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封锁和打压,中低端领域又面临模仿者追赶者们的竞争,还有反全球化逆流制造的种种障碍。经济发展近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长期还有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只有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与关键,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增强社会活力,使社会财富的有效增加始终超过实际消耗,才能经过长期努力实现十几亿人口的共同富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重新出现大规模贫穷的覆辙。如果把共同富裕误认为对存量财富的“重新洗牌”和增量财富的平均分配,搞“劫富济贫”和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导致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者们“躺平”“躺赢”,共同富裕只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共同富裕要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层次性、差别性和选择性,并随着科技、经济、社会发展而水涨船高。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表明基本的生存需要已经普遍得到满足,当然还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救助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防止少数人因偶发原因返贫或受到伤害。共同富裕主要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满足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发展不平衡主要是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由于发展水平不同或者机制性制度性障碍而不能享受同等水平的发展成果,以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由于协调不力而不相匹配的问题;发展不充分则是由于技术或管理落后导致供需不协调,不能满足当前科技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有能力满足的需要。为此,要通过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来解决这些矛盾。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强化产业、行业、区域、城乡发展的协调性。要引导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展所长,相关行业和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互利共赢,构建大中小微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要打破行政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藩篱,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要素自由流通,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深化对口帮扶制度,发挥示范效应,帮助后富区域和农村提升发展能力。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和利益驱动作用,又要正确发挥政府的科学管理和协调各方利益的作用,使经济社会发展更富有活力、创新力、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发展动力,提高发展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要切实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大力拓宽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引导群众自治,实现民事民议民办,通过源头治理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全面小康后,精神上的充实感和愉悦感愈来愈受到重视。在满足“刚需”之后,人们往往更加在意“是否被善待”,这方面的感受还会影响相关社会群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需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丰富多变而且个性化,既要善于辨别和引导,又要提供多样化的参与渠道、平台和公共活动空间,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制机制支撑共同富裕美好社会。 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关键是要为提高全民素质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要帮助人们增强致富本领,让人人都有机会通过辛勤劳动、诚实经营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美好生活。要通过更加公平的基础教育缩小个体素质差距,广泛构建符合各行各业人才成长规律的不同发展通道和台阶,真正做到公平竞争、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同工同酬,力求人适其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各行其道、各得其所。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收入来源的增加,推动更多低收入者迈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同时要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每个人的生存发展、社会交往和安全保障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和支持,以保障公民权利和尊严,提高全民生活质量和素质能力。 ◇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进共同富裕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渐进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根据综合国力和财政实力,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有些事现在就能着手去做,如提高劳动者培训的针对性和绩效,健全灵活就业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高最低工资收入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和救助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取缔非法收入,管控某些群体的畸高收入,查处偷漏税和企业包装上市圈钱,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从本地实际出发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位主义和政府大包大揽,给公共财政减负等等;有些事要加快具体设计,如科学的社会政策体系,一二三次分配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兼顾质量和公平的教育制度整体深化改革,缩小地区之间、各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待遇差距,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完善税制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等等,其中一些还需要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模拟,测算和比较不同政策措施和力度的效果、公平程度和社会影响,在相关利益群体之间把握好平衡点。 要针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协调相关政策,使之精准对接、填补空缺,真正落实到位。从“同城同待遇”“医保跨地区”“低保同标准”“公租房普惠”之类直接消除不合理“待遇”落差的措施做起,逐步拓展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质量和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实现全生命周期优质共享,使良好的公共服务成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同时建立完善“民呼我为”工作机制,及时解决个性化的民生问题。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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