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畅 

    “整整一柜子的爱马仕丝巾，一条三四千元”“名牌包40多个，最贵的40多万元”，但大肆收敛来的奢侈品，她不敢穿戴出房屋，只能在镜中欣赏自己，把这些奢侈品穿在身上、戴一戴。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播出的警示片《深度调查|青海银行原董事长王丽的“奢侈品”人生》中，王丽说，她最大的伤感就是，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才能找到平静，最大的快乐也就是对着镜子欣赏自己。她说，其实她内心特别矛盾，也特别痛苦。

    不知当初收受爱马仕丝巾、名牌包时，王丽想过没有，自己要这么多的爱马仕丝巾和名牌包有什么用呀？不只自己用不完，为防人发现，她甚至不敢将其穿戴到屋子以外。于是，“在镜中欣赏自己，把这些奢侈品穿在身上、戴一戴”，也就成了她享受“快乐”的唯一表现形式。

    然而，说在“镜子中欣赏自己”是她的“快乐”，充其量只是博她自己一笑的外在表情而已，属于她自己的真正“快乐”、发乎内心的“快乐”，应该是由她的权力滋生的“快乐”。她自己深知，若没有董事长这顶桂冠赋予的权力，有求于她的人不会投其所好乖乖送上这些奢侈品。而一旦视权力为谋私的工具，之于王丽，需要的便是占有、无穷无尽的占有。正如杂文家李国文所说：“绝对的权力，便是绝对的占有；而绝对的占有，便是绝对的快乐。”

    然而，奢侈品只是虚荣的意象，暂时让王丽获得了心理上的补偿。守着屋内的光鲜，矛盾与痛苦始终如影随形。正如王丽自己所说，她的“快乐”是带着“矛盾和痛苦”的。是啊，当她借助权力而拥有“奢侈生活”时，竟然发觉除了穿戴着“在镜子中欣赏自己”“找到平静”以外，对于这些奢侈品，自己不过就是个“临时保管员”而已。一想到此，她怎能不矛盾重重、忧心忡忡，进而“痛苦”连连？

    然而，替王丽悲哀的是，她并未真正发现“忧愁”“痛苦”来自何处——她只是单纯觉得自己的职位、特殊身份妨碍了其对奢侈品的自由享用，因而才纠结、才忧愁不止痛苦不堪，于是只能“用一处私人住所专门藏匿赃款赃物”。

    正是因为不知“忧愁”与“痛苦”源于何处，因而王丽从未有过收手的想法，而是越发贪欲汹汹、变本加厉。在越来越多的伸手中，也更增加了其“痛苦”分量，正所谓“唯愚生贪，贪转生愚”是也。既然搞不清楚、弄不明白自己“忧愁”和“痛苦”的来由，那么，这种“忧愁”和“痛苦”，就自会伴随其左右，唯有等到祸起萧墙、东窗事发之时，她才可能幡然醒悟。

    事实正是如此。回顾过往，王丽忏悔道：“现在觉得人生最大的奢侈品，是自由、工作和亲情。”“离开了组织离开了工作，我觉得人就像没有了灵魂和脊柱，就像瘫在地上的一堆皮囊。”这时，王丽才明白，失去了理想与信仰，颠倒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离散了行使权力与接受监督的关系，才是其“忧愁”与“痛苦”的根源。只是，这样的反省与悔悟，来得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