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8日，张建珍（左三）、钱筱璋（左二）和战友出发去东北前在延安宝塔山下留影。

▶1949年年初，张建珍与钱筱璋摄于山海关。

▲▶对于电影人来说，摄影机是最重要的武器。张建珍、钱筱璋1947年在东北电影制片厂。

2015年，95高龄的张建珍挂上了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钱筱璋导演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电影海报。

    竹潜民

    路漫漫其修远兮 从骆驼桥、上海，奔赴延安

    如果说，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孕育了小建珍的才智和灵气，那么“骆驼”尽管只是家乡的地名，却在潜移默化中给她带来了刚毅和坚定。

    张建珍1920年出生在宁波骆驼桥。这个江南小镇，原属慈溪，后属镇海区骆驼街道。张建珍家境贫寒，6岁时父亲过世，母亲靠亲友接济，带建珍姐妹俩到上海讨生活。母亲靠缝缝补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生活拮据，母亲还是尽可能让建珍求学，小学毕业考上了初中。

    20世纪30年代，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中国之大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上海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浪高过一浪。张建珍加入地下党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参加了革命。喜欢戏剧表演的张建珍加入进步戏剧团体“我们的儿童剧团”，宣传抗日救亡。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她志愿到伤兵医院义务做救护工作。

    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我们的儿童剧社”成员们为了追求光明，商议着离开上海到延安去。根据“年纪小，队伍小”的特点，大家决定以“上海小小流动剧团”为名，并推举张建珍出任副团长。1938年4月28日，张建珍瞒着父母来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登上了去温州的航船。

    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求索真理，这支文艺轻骑兵第一站来到温州，“小小剧团”团员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20岁。在温州3个月里，他们演出20余场，在温州戏剧史上留下了一页。《温州日报》报道了“小小剧团”的活动信息，张建珍还在当年7月12日《温州日报·笔阵》版上，发表了为纪念“七七事变”写的小诗《壮丁礼赞》：“你愿意丢开你的爱人，这是多么的伟大！为的是——保卫你那垂危的民族，锦绣的山河……”

    接着，“小小剧团”沿瓯江逆流而上到了金华，一路经南昌、长沙、武汉，9月初到达西安。一路上，“小小剧团”经由温州地下党组织安排，逐站接转组织关系，在长沙、武汉、西安，得到徐特立、董必武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亲自接待和谈话。从西安到达根据地以后，张建珍进入安吴青训班和泽东青干校学习，毕业后主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在延安青年艺术剧院任演员。张建珍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任秘书。

    就在这时，张建珍邂逅了她的爱人——延安电影团的钱筱璋（1918-1991）。电影团时属联防军政治部管辖，他俩在一个灶上吃饭，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留下了他们的爱情故事。

    这位后来成为宁波女婿的钱筱璋非等闲之辈，其堂兄钱杏邨（阿英）20世纪30年代是“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一，党的“电影小组”成员，他将从家乡安徽芜湖到上海的堂弟带到明星影片公司，主要从事剪接工作，剪接了《船家女》《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左翼电影。抗战爆发后，钱筱璋和上海左翼电影界的袁牧之、陈波儿等人先后奔赴延安。钱筱璋先在武汉由陈波儿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延安后，他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电影团体延安电影团的骨干。1943年，钱筱璋编辑了纪录片《南泥湾》，并撰写解说词，因当时延安没有放声设备，他就在放映时现场解说。影片拍摄了毛泽东主席亲笔书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镜头，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1945年7月，张建珍调到延安电影团，与钱筱璋结婚，成为一对革命的“电影夫妻”。

    纵便走到路尽头

    从延安、长春，扎根鹤岗

    如果说张建珍第一次从上海到延安的长途跋涉，是一个向往光明的年轻学生的壮举，那么她第二次长途跋涉时，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革命者了。

    命运注定张建珍要像骆驼一样继续长途跋涉。张、钱新婚后3个月，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征程。

    抗战胜利以后，党中央决定将东北作为主战场，将大批共产党人和军队派往东北。因日本人在长春留下了一个电影厂，考虑到革命胜利后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央决定派延安电影团的人员前往东北，接管这个厂。为此，受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萧向荣（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指派，钱筱璋、张建珍夫妇等作为延安电影队的先遣队向东北进发，钱筱璋为组长。出发前，钱筱璋起草了《接收东北敌伪电影事业，建设我党电影宣传机构草案》。

    路途遥远，任务艰巨，其时张建珍已有身孕，但为了创立革命电影事业，他俩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临行时，他们在宝塔山下留影，从照片上看，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他们随着八路军教导团出发，这一次从延安到东北，路程与上海到延安差不多，但行程更为艰难，基本上是靠骑马或走路，越过黄河天险，翻过崇山峻岭，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线，脚踩北国坚硬的冰雪，昼行夜宿，一路风尘。到了张家口，八路军教导团因另有任务留下了，钱筱璋、张建珍只能单独行动。1946年3月，他们终于到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辽宁抚顺，这时才知道这个电影公司简称“满映’。

    在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的领导下，钱筱璋与田方等电影人化装进入长春城，经过一番曲折，终于接收了伪“满映”。当他们一进入伪“满映”的厂房、仓库，看到排列成行的摄影机、堆满整个仓库的电影胶卷，想到延安电影团仅有几台摄影机、胶卷一格一格都省着用的情景，就觉得中央的决策是多么英明，自己长途跋涉几千公里又是多么的值得！

    后因战局原因，在长春的全部电影器材和设备几经转移，最后运到靠近佳木斯的兴山市（今黑龙江鹤岗市），这里距离中苏边境不到50公里，东北电影制片厂就在一个煤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对宁波夫妻在这里举足轻重——袁牧之任“东影厂”厂长、宁波媳妇陈波儿（广东潮州人）任党总支书记。钱筱璋任“东影厂”制片处副处长兼新闻片组长，张建珍任新闻片编辑。从此，他们将新闻纪录电影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一大批党的电影工作者在这里拍出了多部名列新中国第一的影片，如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美术片《皇帝梦》、第一部翻译片《普通一兵》等，而钱筱璋、张建珍夫妇则在这里拍摄了多辑纪录片《民主东北》。

    新闻纪录电影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它既是新闻，又是艺术，其真实性、文献性、政论性的特点，是其他片种无法代替的。纪录片的创作者追逐新闻往往会达到舍生忘死的地步，就像飞蛾扑火，哪里有光就往那里扑，战争年代则是哪里枪响了就奔向那里。钱筱璋、张建珍参与制作的新闻片有《四下江南》《东满前线》《东北的最后战役》《农民翻身》《送公粮》等重大题材，均编入杂志片《民主东北》。

    其间发生的一件事令人感动。接管伪“满映”后，有一些对中国友好的日本电影技师愿意留下来继续工作，其中有一位叫持永只仁的动画片技师。1948年11月，张建珍的女儿和持永只仁的女儿同时得了白喉，而当时只有一支盘尼西林可以救命，最后张建珍夫妇将救命药让给了持永只仁的女儿，大女儿因此去世。这是张建珍夫妇一辈子的痛，埋葬女儿时他俩坐在雪地里哭了一个多小时。这种大仁大义，也让持永只仁一家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感情，持永只仁成为新中国动画片奠基人之一，拍摄了最早的动画片《皇帝梦》和《瓮中捉鳖》，他的女儿则倾力帮助侵华战争中的中国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偿。改革开放后，持永只仁父女多次访华，与钱筱璋夫妇相聚，感叹他们是真正将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中国人。

    一生都在征程中

    从鹤岗、北京，走向全中国

    如果说，钱筱璋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领军人物，那么张建珍就是新闻纪录电影战线的攻坚战士、骨干力量。

    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1949年年初，钱筱璋、张建珍奉命进京，他们又一次长途跋涉，但这一次不再靠脚底板走路了，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坐火车进京。在山海关火车站，夫妻俩特地拍了一张照片，气宇轩昂、踌躇满志。进京后，两人参与了开国大典等重要文献片的创作，同时钱筱璋编导了《百万雄师下江南》，张建珍编导了《红旗漫卷西风》（合作），光看两个片名，就知道影片的重要性了。前者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野、四野三支野战军突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进军全中国的壮丽情景；后者记录了第一野战军在西北战场的战事，片中出现了彭德怀等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形象。由于这两部影片的出色成就，在文化部举办的优秀影片奖（1949-1955）评选中，《百万雄师下江南》获长纪录片一等奖，《红旗漫卷西风》获得长纪录片二等奖，这也是对伉俪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1957年4月，夫妇俩参加了授奖仪式；14日毛泽东主席接见电影工作者时，张建珍正好站在毛主席后面，留下了一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张建珍定居北京，但新闻纪录片这个行业决定了她“永远在路上”。

    为了撰写这篇文章，笔者日前电话采访了钱筱璋、张建珍在北京的二女儿张岱女士，我问她，“小时候对妈妈什么印象？”她说：“父母永远在出差状态，妈妈生下我，56天产假一到，就将我送到托儿所，两年没接出来。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妈妈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总是忙着工作。”他们跑遍了中国，从硝烟未散的西北战场到海防战士守卫的东海海疆，从山西的农业先进典型大寨到焦裕禄任县委书记的河南兰考，祖国处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53年，钱筱璋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厂长，1956年任厂长，1978年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兼“新影厂”厂长，直到20世纪80年代离休，长期担任我国新闻纪录片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摄制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影片，有的还是他现场指挥拍成的，如庆祝建党40周年的文献片《光辉的历程》，神秘莫测的《在西双版纳的密林里》，催人泪下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等。而张建珍除长期主管《新闻简报》《祖国新貌》等杂志片外，还编辑了《第四野战军南下记》《大上海欢庆解放》《儿童的节日》《前进中的内蒙古》《花果山》《北京新建筑》《欢庆十年》《邓小平、彭真率中共代表团返北京》等影片约20部。另外她还主管了数十部影片的制作，如《李宗仁返回祖国》《陈毅副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抗美援越（第一号）》《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等。1976年10月，张建珍到天安门广场参与欢庆粉碎“四人帮”的纪录片的拍摄，她的关门之作是《巴金》。在这些影片中，踩着自信、坚定步履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彭真，怒发冲冠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经历坎坷、上下沉浮的李宗仁将军等形象，被鲜活地保留下来。

    钱筱璋同志1991年5月因病离世，享年73岁。

    1984年，张建珍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副总编辑任上离休后，仍编辑了电影人物的纪录片和书籍多部；

    2015年9月，张建珍获得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21年获在党50年纪念章；

    2021年9月7日，从骆驼桥走出去的宁波女儿张建珍，以101岁的高龄平静地与世长辞。

    本版图片由张岱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