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仿治           

    读小学六年级时，姐姐学校的一位老师——我该叫她贺姐姐的，有一天送了我几十张纪念邮票。我顿时欣喜若狂：曾听说“集邮”这回事，但一直以为那是有高雅情趣的大人的事，如今一下子拥有了那么多邮票，我也可以集邮了！

    我拿着这些邮票细细鉴赏，真是漂亮极了！瞧那几张金鱼，有红的，有紫的，有的眼睛极大，有的尾巴多叉；那菊花，可谓多彩多姿，不但颜色各异，而且花瓣各有不同，有的长，有的弯，有的密集，有的疏朗，令人大开眼界。从这些邮票中，我还接触了不少过去不知道的知识，诸如敦煌壁画、青藏公路、画像砖等，都是我这个上世纪60年代小学生根本没听说过的。

    欣赏的同时，我开始有序地去整理那些邮票。我先把它们分成四类——除了“纪”字头和“特”字头的，还有六七张外国邮票，四五张普通邮票。外国邮票是我从来没见到过的，虽然不认识这些外国字，但它的图案好新奇，与我们中国的邮票完全不同，看上去有无限的神秘感。而普通邮票，有4分面值的，有8分面值的，在平时信封上都能看到，便觉不屑保存，想要丢弃它。父亲知道了，对我说，它们虽然普通，但不同年代的也不一样。说着，他拿出一只旧信封，上面贴着的邮票，画面是一个工人，面值居然是800元。我惊呆了，怎么还会有800元面值的邮票！父亲乐了，说，这是前几年的邮票，那时的800元，相当于现在的8分。我如梦初醒，因为我也知道最早的人民币，100元相当于现在的1分。我这才明白，保存不同时期的普通邮票也有价值。

    我把“纪”字头和“特”字头的邮票按各套的序号排列，并按套分别将它们贴在一本新的日记本里。这时我才发现，我拥有的分属二十几套的几十枚邮票中，完整成套的只有七八套，其中有三套是每套只一枚的。另有十七八套不齐，有的甚至差了大半套。比如“纪69”，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一套有八枚，我却只有“8-1”“8-3”“8-7”这三枚；“特38”金鱼，一套12枚，我手上只有5枚。而从我手头上已有邮票的编号看，“纪”字头的至少已经出了90多套，“特”字头的也已经有了40多套。说明还有100多套，我竟连一枚也没有！

    想要增加一枚邮票，不是一件易事。虽然当时与亲友的联系主要靠书信，但人们寄信大多贴普通邮票，能有几个人会想到去买一张纪念邮票呢？当时多数人连什么叫纪念邮票都不知道呢。幸亏在上海的大哥每个月至少会来一封信，我就与他约好，来信尽量用纪念邮票，这样，我有了一个基本固定的邮票来源，一年下来，我的藏品就多了二十几枚，一本日记本，已经贴了大半本了。

    第二年上了中学，我惊喜地发现，同学中也有集邮的，他们的规模与我相当。于是自然而然地，我们在课余时间互相欣赏对方的藏品，便比原先扩大了视野。我看到了向往已久的20分面值的“关汉卿”第三枚，而对方却眼红我有10分面值的“詹天佑”第二枚。我吃惊地发现，同学有专门的集邮册，邮票插在玻璃纸条制成的插槽内，而不像我这样固定地贴在本子上。同学告诉我，这种集邮册是从店里买来的，而我没钱购买，就自己找了点半透明的纸，裁成条，贴在本子上，又按父亲教的，将原先贴在日记本上的邮票通过水浸的方法取下来，晾干后按套插在自制的简易邮册内。

    水到渠成，我们开始互相交换多余的邮票了。这互惠的交换，使我得到了“纪91”鲁迅，一枚一套；补上了白求恩的第三枚；拥有了垂涎已久的“和平解放西藏”第四枚，1000分面值的；“纪6”原先缺第三枚，后来意外得到，居然是票面尺寸特别大的；特别是，珍贵的“梅兰芳舞台艺术”一套，我在原先拥有“8-2”“8-3”的基础上，增加了“8-1”（4分）、“8-4”（10分）、“8-5”（20分）3枚，也有幸看到了“8-6”（22分）、“8-7”（30分）和“8-8”（50分）的真容……每当凑成一套，我的喜悦之情难以用语言形容。

    新邮票在不断面世，我尽量省下饭钱，一枚二枚地购买，“万隆会议”“刘英俊”“新安江水电站”“井冈山”“毛主席诗词”……我为买到了几枚而高兴，为无钱买到更多的而沮丧。回想当时情景，真是如痴如醉呀！

    就这样，我一年又一年地享受着集邮的乐趣，我的藏品也一年年增加。只是到后来，我发现人们似乎更关心的是邮票的“增值”，而如果想要得到邮票，也可以去邮局预订，所以，就再没有“得不到”的苦苦思恋，也没有“好不容易得到”的欣喜若狂了。但，我至今仍然忘不了贺姐姐赠我这方寸之间的邮票，所带给我的无限美好的少年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