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华            

    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亲民”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哲学和政治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在“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哲学命题所构成的完整的心学体系中，亲民思想是贯穿其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亲民”和“明明德”共同承担起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因此，以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其产生背景、基本内涵、社会实践，挖掘王阳明亲民思想的深层次特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王阳明亲民思想产生的背景

    王阳明亲民思想的形成，首先是救治当时学术流弊的需要。王阳明敏锐地看到，明代中叶的儒学即程朱理学，已经完全流于虚伪。士大夫讲的是仁义道德，求的却是声色利禄。不仅如此，居于思想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在被虚伪化的同时，还走向了知识化、支离化，严重与实际脱节。王阳明在深刻批驳这种流弊的同时，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说，用视域转换的方式重建心体，赋予它主体和本体的双重属性，完成了明代理学的理论转向。

    其次，政治方面，亲民思想是王阳明屡经坎坷的理性觉悟。王阳明在谪居龙场后，通过亲身感悟，认识到“得君行道”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仍坚持“以道自任”的儒家精神和重建宋儒的中心价值。这使王阳明的政治取向发生根本转变，开始把目光投向庙堂之外的普通民众，希望在他们的日用常行中落实自己“觉民行道”的政治构想，实现“平治天下”的愿望。事实上，他最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亲民”和“致良知”，实现“万物一体”的理想社会。

    再次，从民众与国家的关系来看，王阳明认为，民为邦本，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应体恤百姓生活的艰难。这是王阳明亲民思想的立论基础。他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三月的《乞宽免税粮急救民困以弥灾变疏》中说：“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摇，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这种民为邦本的思想，贯穿于王阳明所有的奏疏之中。

    王阳明亲民思想的内涵

    首先，王阳明的亲民思想与“致良知”“知行合一”是有机统一的。王阳明提出的明德与亲民，两者是明体与达用的关系。他认为《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就是“明明德”，而“以亲九族”就是“亲民”。他引用孔子的“修己以安百姓”一句，认为“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他又围绕“明明德”和“止于至善”两个命题，对《大学》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说：“明德、亲民无他，惟在止于至善，尽其心之本体，谓之止至善。”明德、亲民，最终还是要归于“止于至善”，而“止于至善”就是尽心、尽性，使自己的本心发现，即“致良知”。可见，“知行合一”正是明德亲民合一论，明德、亲民合一，即是“知行合一”。

    其次，亲民就是亲近民众、爱护民众、视民如子。王阳明在《传习录》首条，就对亲民概念作了定位，并对其哲学内涵作了具体论述。他说亲民就是《尚书·尧典》中所说的“以亲九族”，去亲近自己的族人；“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亲民的核心就是儒家所讲的“仁”，就是要去关注民生、爱护民众，并推己及人，把天下之人都当作自己的族人一样去爱护。

    再次，亲民是安抚民众、安养民众、教化民众。这实际上是由“致良知”到“知行合一”的具体实践。王阳明认为，明德亲民即是“修己以安百姓”，“明明德”即是“修己”的功夫，亲民即是“安百姓”的实践。这其实就是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理想，而亲民就是外王的表现，就是安定百姓，安抚、教化民众。需要注意的是，他说“新民”只是革新民众、教化民众，这还不够。亲民不同于“新民”之处，就是还要注重安养人民，注重百姓生活的安定和富足。

    王阳明亲民思想的社会实践

    王阳明亲民思想的社会实践，主要体现在勤政为民、用兵安民、教化明伦三个方面，具体反映在他处理各种政务、军事以及奏疏、文章、书信和诗文之中。

    1、勤政以为民

    王阳明治理庐陵时，灾疫流行，百姓惑于传染之说，往往骨肉不能相顾。王阳明日夜忧心，探寻救治之道。他告谕百姓“疾病相扶持”外，还派遣医生分行乡井，对贫而不能自存的，由官府给予药物。还严禁横征暴敛，加强社会治安，杜绝神会借办。他在经略广西边务时，在商议流官与土官何者更加经久便利时，几次跟同僚讨论。在确定立土官以顺民情，设流官以制其势的总体方针后，又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最后大家皆以为善，“然后敢具本以请”。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亲民爱民的足迹。在地方执政时，建立起很好的制度，使民众能够更好地生活，这都是他亲民、爱民、保民、富民、足民的体现。

    2、用兵以安民

    王阳明提出了用兵以安民为本的主张。在《与王晋溪司马》书中，他说：“夫弭盗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盗之本。”他把用兵与安民联系起来，且把安民作为用兵的目的。出于这样的认识，在剿与抚的问题上，王阳明是倚重抚的，能扶则抚，不得已才剿。在用兵胜利之后，又进行了政治建设。他在平定南赣地区、广西八寨、断藤峡地区后，相继设立县治，增筑守镇城堡，保护了当地百姓的安定，使其不再受战乱和盗贼的侵扰，并在平定战乱之后积极恢复生产，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百姓富足。在遭受战乱后，王阳明多次上疏为民请命，希望统治者能减免各种徭役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并身体力行为民众出力和提供帮助，这都是王阳明亲民人格的体现。

    3、重教以明伦

    王阳明认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他把教化的目的归于人伦。王阳明每到一处，都通过各种方式教化风俗，使当地民风淳朴。他通过制定乡规乡约，旌奖贞洁廉洁，建立忠孝祠等形式，移风易俗，使当地百姓能够和睦相处，达到治理社会的目的。特别是发布告谕，更是他常用的方法。在提督南赣军务时，他曾发布《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告谕新民》《告谕浰头剿贼》等；在征藩时，又发布《告谕安义等县谕渔户》《告谕顽民》等；在征思田时，发布了《告谕村寨》《告谕新民》。王阳明积极开展讲学活动以期倡明圣学，并站在民众立场认为人人皆可成圣，在传播自己思想的同时，也使民众学到知识，实现了移风易俗、倡明伦常、劝善惩恶的目的。

    （作者为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