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大一棵树！

    这是一棵北方常见的槐树，植根于山西一个叫洪洞的地方。当我冒着酷暑跨越长江、黄河，一路风尘来到这里的时候，她以蔽天的浓荫，给了我一地清凉。是谁在问：“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我就像绕树盘旋的鸟儿，一颗心紧紧地依偎在这棵伟岸的大树上。

    我在大槐树下驻足，聆听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响，仿佛听到远去的历史穿越时空的回声。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元朝末年，河南、山东淫雨连月、黄河暴溢，转眼却又干旱连年、蝗虫遮日。抬望眼，赤地千里，稼禾不收，人相食啖，白骨露野。天灾猖獗，人祸酷烈，灾难深重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时间，从中原大地到江淮流域，鼙鼓连天，号角铮鸣，金戈与铁马相撞，旌旗与寒风纠结。元朝统治者的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拔其地，屠其城”；满怀仇恨的起义军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曾经的桑田尸横遍野，血流漂杵。在血泊中建立起来的明王朝，还未能让华夏大地从战乱中恢复生机，便又发生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战争这架杀人机器，在这片土地上反复碾压，中原地区“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朝统治者不得不发出长叹：“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而在这棵槐树生长的山西，由于“山川形势”的原因，每当分裂或战乱之时，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中心，吸引了大量人口，并为大批流民提供庇护。元末明初的战乱和水旱蝗疫也很少波及山西，相比于中原地区田荒人稀的凄凉，这里风调雨顺、人丁兴盛。由此，从洪武三年到永乐十五年，明朝政府在洪洞大槐树下组织实施了长50余年、多达18次的大规模移民，以填补战乱灾荒造成的人口不足，垦荒复耕，重启生产。

    移民，对统治者也许是安定天下、巩固江山的必要手段，但对黎民百姓却是背井离乡、抛家别院的凄惨悲剧。就在我绕树盘桓的时候，大槐树下正在为游客上演关于移民的情景剧。不，这不是演剧，而是历史的事实。当时的移民并不是举家外迁，而是以男丁为主，规定“四口之家迁一，六口之家迁二，八口之家迁三”。这就意味着无数人将妻离子散、骨肉分离。谁愿意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谁又能够忍受亲人天各一方、相见无期？面对百姓的抵抗，明政府在洪洞四周大量张贴迁民告示：“凡不愿外迁者，必须在三天之内，赶到广济寺旁大槐树下报名登记，愿意外迁的人可以在家等候消息。”人们信以为真，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从太原，从平阳，从山西各州府来到大槐树下，三天时间便集中了几十万人。但谁能料想这是一场骗局！大队官兵将这些百姓包围起来，官员声调威严地宣读圣旨：“凡来大槐树者，一律外迁。”百姓醒悟过来了，大槐树下的哭声惊天动地，但一切为时已晚。从此，洪洞广济寺成了来源于山西各地的移民开拔外迁的集散之处；寺院旁的汉植大槐树下，出现了一幕又一幕挥泪别离的场景。

    我在大槐树下仰首，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天空斑驳迷离。当年移民离别这里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阳光吗？天空是云白风清，还是乌云压顶？不管那时的天气是晴是阴，人们心中必定是凄风苦雨。折一段槐枝背在身上，捧一抔泥土揣在怀里，一批又一批移民在官兵的押解下，告别亲人，告别故土，踏上了外迁的路途。一路上，为了防止逃跑，移民的手始终被绑在背后，久而久之，代代相袭，以至他们的后人走路也有了“背手”的习惯。为了便于管理，押解的官兵还用绳子将十几个移民的胳膊连在一起，“连手”组成一队，有人需要便溺就得报告请求“解手”，习惯成了自然，“解手”一词沿用至今。这些传说也许是一种附会，但移民路上的艰辛屈辱可想而知。山水苍苍，前路茫茫，何处是归宿？移民们餐风啮雪、一路跋涉，终于到了新的居住地，但家乡已在千里之外、万里之遥。他们放下行囊，擦去泪水，栽下从大槐树上折来的槐枝。落地生根的槐树成了故乡的象征、祖先的象征，也成了移民情感的寄托。

    我在树下徘徊，眼前的这棵大树已经不是当年的汉植古槐。历经千年风雨，古槐老去了，她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已枝繁叶茂。当年迁往18个省区500多个县域的百万移民，经过600多年的繁衍、转迁和民族融合，后代子孙早已遍布神州大地乃至海外各处。一代代人筚路蓝缕，用热血和汗水建设起新的家园，他乡已是故乡。但无论生活在哪里，他们的根在这里。“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古老的民谣声中，大槐树下走来一队又一队远方的人。无须问来自哪里，也不必问姓甚名谁，他们都是华夏儿女，大槐树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我站在这里，看见树叶在风中飘拂，就像看见一页页翻动的史书，记载着先祖的苦难与不屈；我站在这里，感受树的根须向大地深处延伸，就像感受一道道血脉，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后人。我不再追寻当年的古槐今在何处，她是一棵千年不老的大树，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